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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资源下载列表（08年11月17日更新）

atorm.cyt@gmail.com(atorm) — Mon,17 Nov 2008 13:30:33 +0800

　　本站资源列表如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下载。为节省空间，多数文件均使用RAR格式进行了压缩，下载后请先用WINRAR解压。对于有些书籍中因含有藏文而导致的乱码现象，只要安装藏文字库后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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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如何进行分卷压缩的说明

　　论坛现有下载资源数量：4284，尚在不断增加中……

　　随着资源的增加，导致列表越来越大，现在已经无法完整的发布在一篇博文中了。没办法，只有另外单独做了个静态页面，请朋友们点击下面的链接进入列表页。
　　给大家带来不便，还望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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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疑案终获破解：光绪确死于砒霜中毒

atorm.cyt@gmail.com(atorm) — Fri,07 Nov 2008 14:58:53 +0800

　　众说纷纭的光绪死因疑案，终于在这位可怜的皇帝百年忌日到来之际有了科学的结论——光绪死于砒霜中毒。明天上午，国家清史工程编纂委员会将在北京举行“清光绪皇帝死因报告会”，公布一份采用现代刑侦和高科技手段检测的1万字报告。而翔实记录侦破这桩百年疑案过程的2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也已在央视进入后期制作。

驾崩，皇帝才37岁

　　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皇帝驾崩；第二天下午，慈禧太后也断了气。37岁的光绪死在74岁的慈禧前面，而且仅隔一天，引起许多猜测。有人认为，慈禧不愿意光绪在自己死后重新掌权，派人毒死了光绪。有人说，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出卖光绪，怕慈禧死后遭光绪报复，于是贿赂太监下毒。还有说是太监李莲英下的毒，因为他得悉光绪日记中说慈禧死后将诛袁世凯和他。但也有人认为光绪是身体虚弱病死的。

死因，百年无定论

　　100年来，有关光绪死因的论文论著连篇累牍，却始终没能形成学术定论。2003年，央视纪录片编导钟里满偶尔得知，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曾对光绪及隆裕皇后的棺椁(曾于上世纪30年代末被盗)进行清理并重新封闭，两人的头发被移至棺椁外面，保管在清西陵库房里。于是钟里满开始了长达5年的边测试研究、边拍电视纪录片的过程。

刑侦，高科技检测

　　在明天首次完整公布的“光绪死因报告”上署名的还有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他们先后提取了光绪分别长26厘米、65厘米的两小缕头发，清洗后晾干，剪成1 厘米长的截段，逐一编号、称重和封装，然后用核分析方法逐段检测光绪头发中的元素含量。
　　结果显示，光绪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元素砷，且各截段含量差异很大，第1缕头发的砷高峰值出现在第10段(2404微克/克)，第2缕头发的砷高峰值出现在第26段(362.7微克/克) 和第45段(202.1微克/克)。而同时对比测试的头发砷含量，当代人为0.14至0.59微克/克，与光绪同时代并埋在一起的隆裕皇后为9.20微克/克，清末一个草料官干尸头发为18.2微克/克。

中毒，法医有结论

　　后来，他们又按照规范的法医检验要求和方法，提取了光绪遗骨及衣物样品测试，结果肩胛骨、脊椎骨和每件衣物的胃区部位、系带和领肩部位的含砷量很高；内层衣物的含砷量大大高于外层。再对光绪棺椁内、墓内物品和陵区水土等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光绪头发上的高浓度砷物质并非来自环境沾染。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光绪头发上的高含量砷并非为慢性中毒自然代谢产生，而是来自于外部沾染；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尸体的胃腹部，尸体腐败过程进行再分布，侵蚀了遗骨、头发和衣物。而砷化合物也就是剧毒的砒霜。
　　经过科学测算，光绪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

凶手，尚有待研究

　　在测试的同时，钟里满遍查清末档案、光绪医案、光绪临终前参与诊治的御医亲笔回忆录、军机大臣、起居注官的日记等资料，整理了光绪死亡前10天的情况，并结合现代法医有关砒霜中毒的论述，探讨了光绪砒霜中毒的类型，以及中毒时间的下限和上限。
　　这个由非清史学者完成的课题受到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高度重视，已被纳入该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也许，20集的《光绪死因》纪录片，也将被收入中国正史《清史》。课题组还就光绪死因研究测试同时写成专著，不久也将出版。
　　但究竟是谁对光绪下了毒呢？这还有待史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或资料发现了。

“存天理，灭人欲”，误解千年的儒家名句

atorm.cyt@gmail.com(atorm) — Tue,28 Oct 2008 12:14:32 +0800

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由于上古文字极度简约，且几千年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字词的意义常会发生扩展甚至异变。所以我们看上古文章时，最忌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从表面上去轻率理解古文的意思。
　　比如这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后人对“上，下”这两个字的认识错误。“上”和“下”，现代汉语单纯做为方位词使用，而在上古，则涵意要丰富的多，在这句话里，则是表示“尊”与“卑”的意思，所谓上尊下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意思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底，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
　　《汉书·司马迁传》：“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为什么说士大夫不可不恪守节操？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是很丢人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做为士大夫，更要恪守节操，谨遵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古时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是所以用来激励人民保持廉耻之心的。如果象现代人讲的那样，士大夫犯了法可以不用刑事追究，士大夫阶层享有法外特权，还怎么让他们“厉节操”、“励廉耻”？儒者还宣扬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礼不下庶人”，即“礼不卑庶人”，不因为庶人的社会地位卑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更是一桩由于句读错误所致的旷世冤案，不仅现代很多对儒学不了解的人据此底詈儒学，说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纵使象南怀谨那样对国学有相当深厚了解的人，也都弄错了，也当成是儒学里已不合时宜的糟粕。而事实上呢？这句话被人误解，其实是后人断错了句读！正确的句读应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权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如果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还比较低，就“知之”，教育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认识与素质。这也正是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现实实践！这种启蒙教化思想何错之有？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少先进人士要求推行民主，但如果民众鸿蒙未开，对民主理念与宪政思想根本没有任何了解，更不识其现实操作，不懂得如何通过理性手段去追求民主，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主能健康有序地推行并最终成功吗？所以在此之前，要先进行民主启蒙，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让民众对民主理念及宪政操作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这种启蒙教化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忘了，西方民主运动之初，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启蒙过程！而当民众具有了深厚的民权意识，民主素养也臻成熟，那么就应该给予他们所应有的自由权力，让他们自由去做宪法保障内的事。

3.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的，同时这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
　　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
　　“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之事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所以饮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贪求享受安乐淫逸，则是人的内心欲望，是饮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他要求做人要自然健康，夫妻和谐，而不要贪求淫乐享受。这种要求何错之有？饮食夫妻之天理不该存吗？贪享淫逸之人欲不该去吗？就是放到现代，这种思想难道是落后的、不值得提倡的吗？如果认为朱熹此言反动，那么什么才是先进正确的？天天美馐佳酿夜夜商女笙歌才对？食必山珍野味再养几个女秘包几房小奶才对？

附录：朱熹有生活作风问题吗？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徽州婆源（今属江西）人，曾在福建崇安紫阳书院担任主讲，晚年徙居建阳考亭。
　　朱熹是程颢、程颢的四传弟子，为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朱熹博学多才，对经、史、天文、地理、音乐乐律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他一生著作非常多，光是收进《四库全书》的就有四十部，真可谓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他集理学之大成，主张道德修养以居敬为主。居敬，是指确定和持守一种状态,也是修心养性的一种功夫，就是正心、诚意、存养收敛的功夫。他认为“天分”既“天理”，三纲五常是永恒不变的“天理”，君臣有君臣之礼，父子有父子之礼；父安父之分，子安子之分，君安君之分，臣安臣之分。他极力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对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行为，都应该扼杀和扑灭。
　　年轻时我乍一听这“灭人欲”，吓了一跳，可能有人会和我一样想：“灭人欲”是把人的欲望都灭掉，太霸道太残酷了吧？所以骂的人很多。细看原话，却是这样的：“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这理论，无非是让人节俭一些，收敛一些，不要太放荡，太穷奢极侈而已。这理论，用今天的廉政角度、道德角度和养生的角度去看，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在当时哀鸿遍野路有饿殍的情况下，更是必要的。可宋朝的王孙公子、达官贵人们享受惯了，他们役奴仆、厌膏梁，酒池肉林、倚香偎翠大红灯笼高高挂惯了，对朱夫子的这个观点嗤之以鼻。
　　被后人骂得最厉害的，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其实是孔子的东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些理论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渐渐地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尤其是对妇女的迫害，更为残酷，一个““三从四德”，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随子；把女人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所以到了五四时期，封建礼教被鲁迅等有识之士控诉为“吃人”，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要把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朱熹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年代。靖康二年(1127年)，金灭北宋，康王赵构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南宋。至建炎三年，赵构迫于金军攻势，谋偏安江南。在南下的路上，金军穷追不舍，宋部队溃不成军，他们打不过外国侵略者，欺负老百姓倒很在行，散兵游勇们沿途见什么抢什么，害得百姓叫苦连天。
　　统治者苟且偷安，为了向金人奉上大量的金银财帛，就更加横征暴敛，搜刮人民财产。江南民众活不下去，纷纷揭竿而起，他们破州县、焚官府、杀贪官；号召等贵贱、均贫富。南宋朝廷一边又要对付国内的农民暴动，调遣大量兵力镇压农民起义，一边屈辱求和，闹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皇帝的宝座也摇摇欲坠了。
　　在这种内焦外患，国力不支的情况下，朱熹的理论，无疑都是为国家社稷着想，为封建王朝的巩固和不衰而努力。所以被当时的统治者推崇为一种“思想”。
　　朱熹为人刚正不阿，敢于冲击至高无上的皇权。南康三年，朱熹向孝宗进言说：“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这不是责怪皇帝心术不正、纪纲不立吗？“文死谏，武死战”，朱熹真是拼着一死的勇气说出这话的。孝宗果然气得七窍生烟，若不是大臣赵雄在一旁拦着，朱熹的脑袋可能就搬家了。
　　这样的人，肥缺、美差自然是轮不着的，能到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谋个一官半职，就算不错了。
　　淳熙五年（1178）八月，朱熹知南康军。他看到当地百姓赤贫的状况，非常痛心。他一边积极发展农业，救灾扶贫，一边多次上书皇帝，要求轻徭薄税，让农民有个喘息的机会。他还发布《劝农文》，要农民不要怠惰，勤劳耕种，他还出台一些政策，让政府给农民贷粮，以利发展生产。在此同时，朱熹还积极办学，亲自讲课，希望能提高人民素质。他还施行一些法治，维护那个动荡的社会。
　　朱熹的工作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在知南康军任满之后，宰相王淮推荐他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负责管理常平仓、茶盐等方面的事务。
　　淳熙八年（1181），浙东风不调雨不顺，饥荒像一个幽灵在台州的上空盘桓，百姓们饥肠辘辘，忧心忡忡。腿脚灵便的外出逃荒，年老体弱的坐以待毙，更有倔强厉害的落草为寇。真是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在这危难之际，朱熹被派往台州赈灾来了。
　　农历十二月初六，朔风怒号，白雪纷飞，年过半百的朱熹踏上了到台州的旅程。从临安（杭州）到台州，山峻壑险，道路崎岖。南方没有车马，山里行不了舟楫。更兼年关逼近，绿寇活动猖獗。在那些个寒冷而危险的冬日，朱熹一行日夜兼程，朝着穷山恶水的台州而来了。
　　进入台州境内，但见百姓衣衫褴缕，满脸菜色，有的更是奄奄一息了。
　　当时临安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而台州的官员也不甘落后，太守唐仲友（字与正）天天灯红酒绿，聚众豪饮，高级歌妓们则在一旁莺啼燕啭，轻歌曼舞。
　　朱熹拍案而起。他拒绝了地方官员的接风洗尘，直接取道黄岩温岭。一路行来，一路了解灾情。
　　台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夏秋两季，台风一个个接踵而来，揭瓦掀房，倾屋塌墙，更兼洪水上屋，道路行船。还有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百姓死伤不计其数。又遇上八月十五的大潮汛，海水倒灌，农田吃了咸水，水稻倒伏腐烂，颗粒无收。
　　朱熹一边召集有关人员，分析灾情，一边四处奔走，实地踏勘水利情形。他们查看了一个个旧闸，但见闸板朽烂，闸桥断裂，腐水浊泥堆积数里之遥。
　　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他向朝廷打了报告，阐明温黄平原是浙东的粮仓，说温黄熟不但台州足，还有余粮可以支援新昌、嵊县等地。但因为水利年久失修，多有废坏，河闸已淤塞不能用。又因为地方财政困乏，无力检修。要求朝迁调拨兴修水利资金2万贯。
　　朱熹慧眼识珠，推荐了温岭的宣教郎林鼐和承节郎蔡镐主持修闸。说“林鼐曾任明州定海县丞，敦笃晓练，为众所称；蔡镐曾任武学谕，沈审果决，可以集事”。同时指斥了当时的黄岩县令范直兴“不甚晓事，恐难依仗”。
　　有了资金，有了得力的干部，招募了民工，台州的水利工程轰轰烈烈上马了。他们浚修河道，挖掘官河，该分流的分流，该疏通的疏通。
　　最要紧的事，就是在重要的河口重新筑闸。闸的功能是：枯水期，关紧闸门，保蓄淡水，不让宝贵的淡水白白流失；雨汛期，开闸放水，不让大水淹没了庄稼和民房；大潮上涨时，关紧闸门，不让海里的咸水倒灌进来，保证百姓吃上好水，保证良田不进盐碱。
　　修闸期间，朱熹并没有按他的“级别”住在舒适的官邸里，而是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样，住在闸旁的百姓家里。有一晚，他宿在海边闸头洪亭长家里。夜深人静，月白风清，朱熹听潮起潮落，思筑闸之各种事务，心潮起伏，睡意全无。遂披衣起，在庭中踯躅吟哦，得七绝一首，题笔写在主人墙上：才到重阳气便高，雁声天地总寥寥，客怀今夜不能寐，风细月明江自潮。
　　又有一次，他宿在下蒋村，与一陶姓老人探究兴修水利之事，这老陶是有学问之人，且德高望重，说起水利经验头头是道。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朱熹心里高兴，索来笔墨，亲书“静廉”真书二大字，赠予老人。
　　朱熹在罗适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增加了水闸的科技含量。他悟出了一个“连通器”原理，以保持水位的平衡一致。他对建闸具体执行官蔡镐说：南监（属新河）的五个水闸，基底石必须齐平如一，使河流五道俱通，若一闸稍低，水流都会涌到这个低的水闸去，久而久之，这个水闸必定会淹坏，其余的水闸也要废弃了。
　　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怎样才能做到“基底齐平如一”呢？武学博士蔡镐想出个法子，他们在新河北边的披云山的烽火台上树起旗帜，放置铳炮。挑了个大潮日子，每个闸处都派有专人守候。蔡镐自己手执红旗守候在海边，待到潮水退到最低位置时，他挥动手中的红旗，烽火台接到信号，立即倒旗放铳，五闸的守候者们都听到看到了，都在这统一时间里划定统一的水平线，然后就按照这水平线打基建闸，那么五闸就齐平了。
　　在官民一齐努力下，短短的几个月内，中闸、北闸、麻糍闸、下卢闸等四座闸桥初具规模。
　　他们还别出心裁搞了个“爬梳之法”，每个水闸，都配置了一个梳状的耙子，每隔一段时间，就耙去杂草，梳去淤泥，洗涤净闸门闸槽，保持闸门的启闭自如。使“其间田亩70余万，尽为膏腴。”
　　朱熹曾振振有词地说：“水利兴则黄岩无旱潦之灾，黄岩熟则台州无饥馑之苦”。世世代代的台州人都不会忘记这几名话，有识之士认为朱熹这话，最为“洞究利害”。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么苦干实干的朱熹，对官僚们歌舞升平骄奢淫佚的生活，当然是深恶痛绝的。
　　有个女子叫严蕊，字幼芳，是南宋初年台州大腕级官妓。洪迈《夷坚志》第十卷里说：“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周密在《齐东野语》称她“善琴奕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因此，严蕊红极一时，大小官吏、富豪乡绅都以认识她为荣，求人办事，也常常通过她去开后门。
　　当时的台州太守叫唐仲友，字与正。唐仲友也是个学者，且风流倜傥。唐仲友也很迷恋严蕊，鉴于自己一把手的身份，不敢轻易造次。但凡有朋友来，必召她歌舞侍宴。严蕊秀色可餐，大家都觉赏心悦目。那严蕊的确是有点才华的，有一次，唐与指着窗外盛开的桃花，以“红白桃花”为题，命她题词一首。严蕊略加思索，挥笔填就《如梦令》一阙：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
　　人在武陵微醉。
　　吟咏罢，众人拍手叫绝。唐仲友高兴极了，当即赐其锦帛两匹，端砚一方，外加纹银二十两。从此，两人卿卿我我，吹弹唱和，难舍难分。
　　宋朝有法律规定，凡官府举办酒宴，可以召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得留她们过夜伴宿，违者律处。这跟现在的嫖娼是高压线一个道理。朱熹正为治水之事绞尽脑汁，寝食难安，唐仲友却在那里花天酒地，不管百姓死活。朱熹很是愤懑，就上书弹劾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这一招应该是很厉害的，不但揭发了唐仲友的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还揭发了他是黑社会黑势力的后台老板和靠山！可是唐仲友的姻亲王淮是当朝宰相，他把奏章压下了，朱熹不顾死活的连着上书十次，终于免去了唐在台州的职务。
　　因为是高官和名妓的风流公案，特别引人注目，新闻价值很高。人们奈何不了唐仲友，就在严蕊身上大做文章。严蕊被关起来了，要她招供和和唐的不正当关系。据说严蕊只承认：“陪酒陪唱陪赋诗作画是有的，决没有陪睡觉。”严蕊被打过两次藤条，始终不肯招供和唐仲友的床第情事，因而名声越来越大。
　　严蕊是不是真的坚贞不屈？历史上颇有争议。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里有这样一段记载，狱吏诱供说：“你干嘛那么傻，早一些承认了，省得受皮肉之苦。”严蕊却认真地回答：“我是低贱的妓女，就是与太守有私情，也不至判我死罪。只是是非不能颠倒，为了减轻我的罪名，而去诬陷士大夫，我是死也不能这样做的！
　　文人雅士更是抓到了创作题材，又是写小说又是编剧本的。把个朱熹说成是争闲气的大儒，把个妓女宣扬成了侠女烈女。朱唐之争，两败俱伤，唐仲友朝中有人，只是平调到江西而已，朱熹在台州也只待了9个月就被调走了。这真是我们台州的一个重大损失。
　　唐严的这段风流公案，后来由岳飞的三子岳霖接着审理。岳霖有点同情她，准备将她放了，他问严蕊，释放后准备到哪儿去？严蕊当堂上口占《卜算子》一首：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这朱夫子到底是个读书人，除了一身正气，还有点书呆子气。朝廷让你治水，你就只管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好了，干嘛擅权去管别人的私生活？何况是台州一把手的私生活？你屡次上疏唐仲友违法扰民，这大概也算是“灭人欲”吧，但官员们都沆瀣一气，你好我好大家好，你一个出头椽子，不烂你烂谁呢？
　　朱熹在我们台州只耽了九个月，就被调走了。这不，治水只治了一半，水闸也只建了四座，如果能干满一届两届，可以为台州做出多少贡献啊！
　　朱熹这辈子，刚正不阿，敢于向最高权力机构开火，又和贪官污吏们水火不相容，所以他的仕途上一直磕磕碰碰。他18岁高中进士，以后的50多年的时间里，做官只做了七年，而真正待在朝廷伴驾的时间则只有46天。更多的时间，他都醉心于教育事业，他也只能做他的教书先生，他在台州短短的几个月期间，还几次跑到仙居桐江书院去上课呢。
　　但是，朱熹治水功不可没。
　　据宋《刘宽浚河记》载：淳熙十年（1183 年），朱熹为常平使者，又一次来到台州。因为朱熹的心里有个台州情结，有个治水情结。台州的水闸没有完成，一直让朱熹牵肠挂肚食不甘味寝不踏实。他终于回来了，回到我们台州来了。他一来，就召集有关人马，接着干他的未竟事业，他着手增置回浦、金清、鲍步、蛟龙、陡门等六闸。他和下属们经验丰富，成竹在胸，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苦干，终于圆满地把这六个水闸造好。
　　和以前造的四个水闸加在一起，朱熹在台州造了十处桥闸了。这十个闸（有些资料上仍称六闸），保证了温黄平原七十余万亩农田的灌溉和排涝，保证了我们台州农民的丰收和温饱。真所谓“温黄熟，台州足”啊。
　　朱熹修闸的壮举，在台州流传甚广，妇孺皆知，并被记入了史册，成为后代官员们学习的楷模。明嘉靖年间，台州知府周志伟，率领黄岩知县方介、太平知县曾才汉一行，来视察朱熹当年的水利工程。他们走了几天几夜，发现河道因长久未浚，海涂淤涨，堵塞了；河闸也因为没有专人管理，牛踩人踏，闸桥断裂了，闸板朽烂了，再也不能用了。周知府急了，赶忙向朝廷奏疏，要重新修闸，并历举朱熹当年造闸的功绩，要求政府拨下治水款项。他在奏章上写道：“金清、迂浦、周洋、黄望、永丰、细屿等六闸，知为朱文公遗迹，锐意修复。”周志伟还盛赞朱熹的治水之策的英明，锐志向他学习。并褒扬众水闸的功能是“潦则泄之，旱则蓄之，潮则捍之。”水利的确是农业的命脉。

历史上真实的唐僧

atorm.cyt@gmail.com(atorm) — Tue,28 Oct 2008 11:28:07 +0800

　　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让唐僧家喻户晓；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更让他到西天取经的故事妇孺皆知。在小说和电视剧中，唐僧因风度翩翩、斯文有礼，又心地善良、单纯易骗，常遭妖魔鬼怪侵扰俘获，或惹来杀身之灾，历尽磨难才修成正果。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唐僧是什么样的呢？是否有着与神话中同样的传奇经历？

襁褓中的他是被金山寺和尚救下的吗？

　　在《西游记》中，唐僧的出生有着传奇的经历：唐僧的父母在船上被奸人所害，唐僧出生后也差点遭灭口，母亲只好偷偷把他放入木盆顺江漂走，听天由命。结果小唐僧在漂过金山寺时被法明和尚所救，取乳名叫江流，成人后取法号叫玄奘，从此与佛祖结下不解之缘。那么，真实的玄奘是否有着同样传奇的出生经历呢？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维中告诉记者，真实的玄奘出生经历至今还是个谜，他生于何时、出生地在哪，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玄奘于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生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出家前姓陈名祎，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号。
　　那么，玄奘出生时是否有着什么异常迹象呢？九华山玄奘寺主持传真法师告诉记者，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故事：大师初生时，母亲梦见一位白衣法师向她辞行，法师说：“为了求法，所以要西行。”法师就是玄奘。虽然这只是一段传说，但玄奘法师小时候表现不同常人确有其事。灵谷寺净然法师告诉记者，玄奘大师是父母晚年所生，父亲大约在50岁左右才得此子，对他格外疼惜，他幼年也确实聪颖早慧、过目不忘、日记千诵。杨维中教授告诉记者，在《靖迈古今译经图记》中记载陈祎向曾子学习避席的故事，大家都觉得他将来必成大器。

玄奘出家是被逼无奈？

　　玄奘大师是佛学奇才，那么他是如何出家的呢？《西游记》中记载，玄奘是如来座下金蝉长老转世，踏上西天之路是注定的。然而专家告诉记者，真实的玄奘出家其实另有原因。
　　杨维中教授说，关于玄奘出家的原因，现存文献语焉不详。在《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都将玄奘出家的动机解释为对佛法的崇信。相比之下，道宣在《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中的记载则颇为微妙，其中讲到“少罹穷酷”四个字，似乎暗示玄奘少年时期生活颇显困顿，其兄由此才携其住于佛寺。也就是说，玄奘出家有两种原因：一是少年困苦，二是从小就信仰佛学。
　　那么，玄奘少年时期生活困顿是否有依据呢？杨教授说，玄奘的家境开始还是不错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其父陈惠曾是县官，母亲是隋洛州长史宋钦之女，玄奘法师是第四子，母亲在玄奘很小时就去世了，《古今译经图纪》说玄奘“鸠车之龄落彩”，也就是五岁丧母的意思。而玄奘的父亲在玄奘八岁前就辞官归故了。母亲去世，父亲年迈多病（上文说过玄奘是父母晚年得子），造成了玄奘幼年困顿的局面。
　　那信仰之说依据何在？在玄奘年少的时候，父亲教他的都是儒家、道家典义。也就是说，玄奘出家之前似乎还没有接触到佛教，那信仰之说是怎么来的呢？不过杨教授说，隋唐是佛教鼎盛时期，因此推断，佛学不用教习，也会耳濡目染。因此信仰之说也应该可行。

是谁促使他西行取经的？

　　玄奘西去取经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在小说以及后来的影视作品中是这么说的：观音菩萨在唐僧举办水陆法会时，试探他可会谈大乘法，唐僧正苦于在国内学不到大乘，很虚心地就向菩萨请教，菩萨就指点他到西天取大乘经普度众生，于是玄奘就主动向唐太宗请缨，踏上了漫漫西行道路。然而，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
　　杨维中教授说，在中国历史上，西行者不止玄奘一人，在玄奘之前就有很多，其中东晋僧人法显的成功及其所撰《佛国记》，更直接激发了玄奘求取佛教经典的决心。另外促使玄奘西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玄奘早期活动时期是中国由繁荣的学派佛教向宗派佛教的过渡时期。玄奘发现当时佛教界对同一经典显露出了巨大的诠释差异，这种歧义百出不能统一的局面，对于佛教的发展是明显的隐患，作为弘法之雄杰，玄奘西行也就成必然。

真唐僧胆识过人，偷越边境取了经

　　在后人小说演绎中，唐僧是由唐太宗亲自任命去西天取经的。临行前，唐太宗亲自将通关文牒交给唐僧，还与玄奘结拜，对他非常支持。然而，专家给出的历史真相却出人意料，玄奘西行的主要障碍竟然是来自朝廷。
　　杨教授说，玄奘的出行没有得到朝廷的许可，是偷偷出关的。初唐时期，国家初定，边界不稳，不允许国人出境，玄奘几次三番申请“过所”（即通行证，小说中的通关文牒）都未获准。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长安遭遇大灾，政府允许百姓“随丰就食”，于是玄奘混入灾民中，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根据当时规定，私度边关比私度内地关隘惩罚更重。但玄奘依然不为所动，即使后来多次被抓，最终都能顺利过关。真实的玄奘显示了其坚定的勇气和过人的胆识，完全和小说中胆小怕事的唐僧不同。杨教授说，小说中其实将玄奘丑化了。

没有本事高强的徒弟，金钵、金红袈裟也不靠谱

　　玄奘西行过程中都带了什么上路？神话中说他不仅在路上收服了四大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小白龙，还带了观音的三宝：锦蝠袈裟、九环锡杖、三个金箍，以及御赐的金钵等。但这只是神话演绎，现实的玄奘是否带了这么多东西，途中是否收过徒弟呢?
　　杨教授说，玄奘一路西行得到很多人帮助，但不是徒弟，如果说一定要找一个徒弟的话，有一个叫石盘陀的人是请玄奘为他受戒的。史料上有这个人的记载。当时，玄奘潜入边关，苦于无人向导，正焦急的时候，得胡人石盘陀皈依玄奘受五戒。受戒后，石盘陀表示愿意跟随他送他过五峰，还送他一匹识途老马。但中途石盘陀又反悔了，害怕前途险远，一旦被发觉，自己也要死，玄奘宽容地将他放走了。于是玄奘又孤身一人上路。
　　至于玄奘路上还带了些什么，杨教授说史料也无记载。观音三宝肯定没有的，金钵也不可能，钵应该有，但不可能是金的，应该是木制或陶制的。记者注意到，在后来演绎的《西游记》影视作品中，玄奘的袈裟和僧袍都是红色、黄色甚至白色。那么玄奘当时的袈裟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杨教授说，袈裟的颜色到宋朝时期才变得丰富起来，唐朝时期的袈裟是以黑色基调为主的，如青色、灰色等。玄奘西行时应该带有两种僧服，一种是便装，一种是正式的袈裟。

玄奘确实相貌堂堂，但并未到过女儿国

　　在《西游记》中，唐僧英俊的外貌惹得各色美女、妖女垂爱，特别是到了女儿国，女国王更是对他百般勾引。那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女儿国这样的地方呢？现实的玄奘是否相貌英俊呢？
　　杨教授说，文学作品中大部分国度都是虚构出来的，比如女儿国等国家，现实中不存在，都是作者根据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中玄奘路途中的见闻而虚构出来的。南师大文学院教授黄征则告诉记者，火焰山这个地名确实是有的，在今天的吐鲁番附近，但玄奘实际路线并没有经过那个地方，而是在离火焰山较远的一个地方驻扎。火焰山并不如小说中描述的在喷火，只是因为山上的土壤是红色的。
　　关于玄奘的相貌，杨教授说没有记载，但对他父亲的外貌有描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说：“其父陈惠，英洁，有雅操，早通经术，长八尺，美眉明目，裒衣博带，好儒者之容，时人方之郭有道。”父亲应该相貌堂堂。灵谷寺净然法师则告诉记者，玄奘出生后，大家都觉得他“法相庄严”，大致就是很有成佛的相貌。

确实经历过“渡河失经”之难？

　　在《西游记》里，唐僧不仅经历了很多很奇妙的国家，还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那现实中的玄奘是否也经历了这些苦难呢？
　　杨教授说，玄奘遇到妖魔鬼怪这些肯定不存在，但《西游记》中最后一难，就是“渡河失经”这一难，这在历史上倒是有的，玄奘回国时就碰到这个情况。据记载，在回国途中，玄奘从僧诃补罗国启程，到了呾叉尸罗国。在渡印度河时，突然狂风大起，巨浪滔天，船只几乎要覆没。等风停浪歇，发现丢失了五十夹经本以及花种等。国王迦毕试听说此事后，将玄奘接往乌铎迦汉荼城。这时玄奘又派人到乌仗那国补抄渡河失落的迦叶臂耶部三藏。经文补抄齐全后，玄奘才随迦毕试国王继续向西北进发。

玄奘西天取经拜见到了谁？

　　在《西游记》中，唐僧要到达的目的地是西方天竺的大雷音寺，拜见的是如来佛祖。而现实的玄奘到达的目的地是哪里？拜见的又是谁呢？
　　杨维中教授说，真实的玄奘西行目的地，没有雷音寺，更没有如来。真实的如来即释迦牟尼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并于80岁涅槃，而玄奘西行已经是公元6世纪的事情，中间已相隔千年，玄奘到那里当然见不到如来了。
　　在玄奘时期，令众佛教徒无限神往的佛教圣地是那烂陀寺（在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以东的巴腊贡村），它是当时印度的最高学府。玄奘到达这里时受到的迎接盛况和小说也有得一比，那烂陀寺的僧众闻玄奘已抵金刚座，特派四位长老前往迎接，到达寺庄。更有二百余僧与千余檀越捧幢盖花香前来迎引，在众人赞叹围绕下将玄奘迎入那烂陀寺。
　　而玄奘到那烂陀寺时，正是德高望重的戒贤大师住持此寺。这时，戒贤已百余岁，据说是留寿等候玄奘的，对玄奘异常器重。

西行途中他是怎么克服语言障碍的？

　　我们知道，玄奘是个伟大的佛学翻译家，他对印度梵文是非常精通的，但同时有一个问题可能令众人困惑，那就是：玄奘取经所到的国家语言都是一样的吗？玄奘在这些国家怎么跟人交流呢？在神话小说中，语言问题根本没有涉及，所有妖魔鬼怪、各路神仙都说一种语言，而现实中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么多国家的语言玄奘都懂吗？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杨维中教授说，在西行路途中经过的国家，如果语言不通可以找到侨民和商人沟通。而他的梵文，在国内一些名师那里可以学习，也有可能在国内拜外国僧人学习。但杨教授告诉记者，玄奘对语言的学习和佛教学习，是在印度系统完成的。
　　原来，在玄奘到达西天后，除了求取那里的佛学经典外，他还做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兼习印度古代各种学说。《慈恩传》介绍，除了学习佛家哲学中的大小乘各派学说外，印度古典哲学以及论理学（因明）、音韵学（声明）、医学（医方明）、术数工艺（工巧明）等学科均在必修之列。而其中的声明就相当于语言学，玄奘杰出的翻译技能就是从这里学来的。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征教授也告诉记者，初唐时期，各族混杂，在中国西部地区已经居住了大量从西域来的胡人，语言自然也五花八门，而玄奘西行前应该会做准备。而且，在玄奘西行的那么多国家中，很多当时也在中国管辖之内，如高昌国、龟兹、阿耆尼国等，都在新疆境内。

玄奘回国都是谁护送？

　　玄奘西去历经艰难险阻，那回来的途中是否也同样波澜壮阔呢？小说中对唐僧的归来简单带过，直接由如来座下的金刚搭乘祥云护送回国。回到大唐后，师徒四人受到热烈迎接，盛况空前。现实是怎样的呢？
　　杨维中教授说，玄奘归国的路途平坦无阻，而且有人护送，但不是神仙，而是由几个国家国王以接力形式护送回国。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七日，玄奘进至漕上，百姓闻声奔集，围观若堵，从者如云。迎接他的排场不比电视上小。

除了佛经，大师还给我们带回了什么？

　　大师最终带回了许多经书，除了经书，他还带回了什么？在《西游记》中，唐僧为换经书，还把御赐的紫金钵当作“人事”送给了佛祖。
　　送金钵那是吴承恩讽刺人间猫腻，是不可能的，但杨教授说，玄奘归来后，不仅带来了丰富的佛学经典，还带来了丰富的异域文化。根据文献记载，玄奘总共带回经卷五百二十夹。除此之外，还得了佛像，肉舍利等。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在上述渡河失经过程中，除了经书还丢失了“花种”，也就是说他还带了很多异域物种回来。

大师归来后的真实生活怎样？

　　《西游记》的结局，说唐僧师徒将经书送回大唐后，又由金刚带回到西天，如来给几个人分别授了职位，那真实的情况如何呢？玄奘回国后被封为什么？之后的生活又如何呢？
　　杨教授说，大师是个淡薄名利的人，回国后，唐太宗曾让他还俗辅政，但被大师婉言拒绝，他的心思都在带回的经书上，要求做翻译工作。回国后大部分时间玄奘都是在做翻译工作。但玄奘回国后还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就是《大唐西域记》，此书记录了西亚、南亚广大区域内的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当时的状况，不仅给本国人开阔了视野，对印度考古界也提供了大量史料，现在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古代印度问题而不引用《大唐西域记》的书，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找不到的。
　　对玄奘生平所写的著作，知道的人大多以为只有《大唐西域记》，但杨维中教授说，玄奘还有几本著作不太为人所知，这些书都是在印度所写，并且如今都已失传，书名分别是《会宗论》、《制恶见论》和《三身论》。
　　麟德元年（664年），一代佛学大师圆寂。圆寂后，大师遗骨前往何处了呢？留下谜团。

国学入门：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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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之史

　　史，本义为史官，后由史官引申为史官所写之史书。许慎《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手）持中。中，正也。”即以史为记事之官，而且记事坚持中正实录。
　　中国有悠久的治史传统，很早就出现了专门记诵史事的盲人——瞽史。瞽史所保存的传说历史，反映了上古时代的史影。随着文字的发明与使用，瞽的传史功能逐渐由史官接替。
　　《周礼·天官》：“史，掌官书以赞治。”《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史官的本职工作是掌管官方典籍文献、记述朝廷大事，还要主管天文历法。在先秦时代，巫、祝、卜、史常常并称。周代，史职渐繁，“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春秋时代，周政衰弊，各诸侯国皆有史官，亦各有“国史”，如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春秋末年，孔子依据鲁史删修《春秋》，开创私人修史之风。此后相继出现了不同体裁的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
　　司马迁的《史记》创造了纪传体正史编纂体例，奠定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至唐，立史馆，确立了国家修史制度。北宋司马光仿效《春秋》编纂《资治通鉴》，成为编年史典范。南宋袁枢编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创造了纪事本末体。二千余年中，二十四史前后相继，又有野史、杂史和别史等补阙，形成了灿烂的传统史学文化。

史部之史籍

　　中国有悠久的治史传统，史籍浩繁，体裁多样。
　　《隋书·经籍志》将史籍分为十三类，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将史籍分为十五类：
　　正史，以纪传体记述各代历史的正统史籍。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创始于西汉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皆为正史。
　　编年，以时间先后为序记述史事的史籍。《春秋》是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为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纪事本末，以历史事件为纲，重要史事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顺序编写的史籍。创始于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别史，上不入正史，下不入杂史的史籍，多为私人所作又未入正史的史籍。如元郝经《续后汉书》。
　　杂史，异体杂记之史籍，或只记一事始末，或记一时见闻，多关政治。如《国语》、《战国策》。
　　诏令奏议，皇帝诏令专集和臣子奏议专集。
　　传记，记述各类人物的史籍。
　　史钞，摘抄一史或合抄众史的著作。
　　载记，记述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的史籍。如《吴越春秋》。
　　时令，记录有关时令节序的书。
　　地理，包括宫殿、总志、方志、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等。如郦道元《水经注》。
　　职官，记载历代官制的史籍，亦包括讲为官之道的书。
　　政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史籍。如唐杜佑《通史》、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目录，反映古代图书发展演变的官私著录。如《崇文总目》。
　　史评，评论史事和史书的著作。如唐刘知几《史通》。

史部之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历史学家又有“前四史”、“十七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五史”等说。“前四史”是指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东汉班固撰《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和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至宋代，“前四史”及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南朝梁沈约撰《宋书》，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唐姚思廉撰《梁书》、《陈书》，北齐魏收撰《魏书》、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唐魏徵等撰《隋书》，唐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等合称为“十七史”。明代又增元脱脱等撰《宋史》、《辽史》、《金史》及明宋濂等撰《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乾隆间，张廷玉领衔之《明史》修成，则又有“二十二史”之称，后又加上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和北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遂成“二十四史”之数。
　　民国初年，柯劭忞《新元史》成，徐世昌以总统名义下令将之列入“正史”，合为“二十五史”，但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后亦有人增赵尔巽等撰《清史稿》而合称“二十五史”。
　　二十四史总计约4000万字，以纪传体的形式，前后相继，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四千多年的史事，是我国的历史资料宝库。

史部之史记

　　《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著，原名《太史公书》。“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先后任郎中、太史令。司马迁利用国家收藏的文献，根据《尚书》、《左传》、《国语》等书以及诸子百家之书，并借助实地调查的材料，花费十几年时间，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前104年—前91年）间撰成《史记》。
　　《史记》共计一百三十篇，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共二三千年的历史。后因其书有缺，褚少孙补撰《武帝纪》、《三王世家》等，并缀以汉武帝天汉以后事迹。全书按体例分为：本纪十二篇，为全书纲领，记述历代帝王言行政绩，兼录各方面重大事件；世家三十篇，记述诸侯史事，还包括个别地位与诸侯相当的人物事迹；列传七十篇，记述重要历史人物及少数民族史事；表十篇，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以清脉络；书八篇，记典章制度沿革，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书末附《太史公自叙》。
　　司马迁撰写《史记》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即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研究历史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问题，旨在建立一套历史哲学体系。
　　《史记》取材丰富，资料翔实，叙事“不虚美，不隐恶”，文字生动精炼，对后世史学和文学都有深远影响，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

史部之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北宋司马光等撰，记载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仁宗宝元年间进士，曾任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等，官至尚书左仆射。司马光以为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尽览，“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初成《历年图》五卷，为战国迄五代之大事年表;后又成《通志》八卷，载周威烈王迄秦二世史事（实即《资治通鉴》周、秦二纪），先后进呈英宗，深得赞赏。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以刘攽、范祖禹、刘恕三人协修。次年，神宗即位，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全书撰成，历时十九年。
　　《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包括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另有《目录》和《考异》各三十卷。
　　《资治通鉴》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以历代政治大事为主要内容，注重对治乱兴衰的原因分析与经验总结。该书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体例严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具有非常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史部之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曾任兰台令史、玄武司马等职。建武三十年（54年），班固在整理其父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开始撰写《汉书》，历时二十余年，至建初中（76-84年），才基本修成。永元四年（92年）班固卒后，其妹班昭续写了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汉书》因袭了《史记》的体例，但做了一些改变和创新，如“本纪”称“纪”，“列传”称“传”，改“书”为“志”，“世家”取消并入“列传”等。这些变化，被后来的纪传体史书所沿袭。
　　《汉书》新创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叙述了汉代法律内容及制度沿革；《五行志》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载有许多自然灾害、地震、日月蚀的记录；《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行政区划及其沿革、户口数字及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等；《艺文志》记述了各学术别派的源流、学术主旨、存世书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此外，《汉书》还创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
　　《汉书》文辞渊雅，叙事详赡，继《史记》之后，进一步完善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保存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史籍。

史部之后汉书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主要记述汉光武帝起兵中兴汉室至汉献帝让位于曹丕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事，是一部杰出的私修断代正史。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顺阳人（今河南淅川东南），曾任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等。宋文帝元嘉九年（432），范晔被贬宣城，开始撰写《后汉书》，陆续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又和谢俨共同完成了五志。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晔卷入政争被杀，谢俨怕受牵连而毁掉了志稿，《后汉书》遂残缺不全。后人以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一般称《续汉志》）补入，使成完书。
　　范晔撰写《后汉书》之前，已经出现了多家有关东汉历史的著作。有东汉班固、刘珍、伏无忌、边韶、蔡邕等相继撰修的《东观汉记》、三国吴谢承撰《后汉书》、晋司马彪撰《续汉书》、华峤撰《后汉书》及谢沈、袁山松、薛莹撰、张莹、张璠、袁宏等人所作后汉史作共十余部。范晔博采众书、斟酌去取，他的《后汉书》后来居上，超越众家，至唐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而诸家后汉史作，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
　　《后汉书》共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与《史记》和《汉书》相比，《后汉书》在体例上有一些变化，如设《皇后纪》，这在二十四史中是非常特殊的；新创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传，后世纪传体史书亦多有所效仿。
　　范晔《后汉书》以“正一代得失”为宗旨，宣扬儒家正统思想，叙事简明扼要，描写生动，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

史部之三国志

　　《三国志》，纪传体正史，西晋陈寿撰，主要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六十余年的历史。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曾任蜀汉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入晋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
　　《三国志》共计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无表，无志。陈寿作《三国志》时是晋臣，晋承魏而有天下，因此《三国志》尊魏为正统，独《魏书》有本纪四卷，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列传。蜀、吴君主即位，都记明魏的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不过，陈寿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还是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互不统属的局势。
　　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占三分之一，《蜀书》只占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而关于蜀汉的史作阙如，而且蜀汉也不像魏、吴二国设有史官，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
　　陈寿《三国志》叙事简约，取材严谨，史实准确，历史学家将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为“前四史”。但《三国志》也存在过于简略的缺点，南朝宋文帝后来命裴松之（372—451年）为之作注。裴松之广泛搜罗资料，详加注释，补漏纠谬，注文篇幅竟然较原书多出三倍。《三国志》及裴注，对研究三国时代的历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史部之晋书

　　《晋书》，记述西晋、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房玄龄等撰，主要叙事自司马懿始，至晋恭帝元熙二年刘裕取代东晋为止。
　　房玄龄（579-648年），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唐朝初年名相。唐初，有关晋朝历史的著作已有二十多种，其中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撰的《晋书》一百一十卷最为完备。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诏令重撰《晋书》，经两年半书成，由房玄龄领衔奏进。参加《晋书》修撰的前后共二十余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为总监修；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为总编纂，负责制定体例和审正定稿；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邱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赵弘智为分工撰修。因书中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篇论赞出于唐太宗之手，故旧题称“御撰”。
　　唐修《晋书》以臧荣绪书为蓝本，兼考诸家晋史及晋人文集而成。为区别诸家晋史，书成之后称《新晋书》，玄宗开元初年整理图书时，不再用“新”字。
　　《晋书》今存一百三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其中载记专门记述与东晋对峙的北方十六国历史（实为十四国，西凉李氏、前凉张氏入列传），较好解决了正统王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亦创新了正史体例。《晋书》十志，可补《三国志》、《后汉书》之缺漏与不足，其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尤以李淳风所修《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精。
　　《晋书》体例结构合理，资料采集宏富，对后世正史多有影响。

史部之宋书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士族，历仕宋、齐、梁三朝，官至太子少傅、中书令。沈约对晋、宋、齐、梁四朝史事均有撰述，今仅存《宋书》。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春，沈约奉诏撰《宋书》，他以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修《宋书》为底本，并独自修撰了前废帝以后的十几年史事，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纪、传七十卷，奏进于朝。其后沈约又续修八志三十卷。全书最后定稿大约在梁武帝天监年间。
　　《宋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至北宋时《宋书》已出现残脱现象，今本少数列传是后人取李延寿《南史》、高峻《高氏小史》所补。《宋书》纪、传叙事详密，收录了大量诏令、奏疏、书札等，保存了许多重要文献。列传最大的创新之处是创立了家传，即将子孙之传附于父祖传之后。
　　《宋书》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八志，内容详备，篇幅近乎全书的一半。《宋书》把郊祀、祭祀、朝会、舆服等合为《礼志》；增设《乐志》，详述乐器，记载乐章；另外六志为律历志、天文志、符瑞志、五行志、州郡志与百官志。八志前有《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及本书八志的因革创制。八志所载，上起三国，甚至追溯到三代、秦汉，可补前史的缺略。
　　《宋书》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纪、传中曲笔回护现象非常突出；八志中缺食货与艺文两志，而增设《符瑞志》列举自远古以来的所谓祥瑞之事，宣扬荒诞迷信。

史部之南齐书

　　《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撰，主要记述南朝萧齐一代约二十余年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梁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西北）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历仕齐、梁两朝，官至吏部尚书。梁武帝天监年间，萧子显在齐史官檀超、江淹所修齐史的基础上，参考大量起居注和职仪，撰写并完成了《南齐书》。在萧子显撰写齐史之前，已有多部齐史问世，如沈约所撰《齐纪》、刘陟所撰《齐纪》等，今只有萧子显的《南齐书》流传下来。《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后亦称《齐史》，至北宋，为区别于唐代李百药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南齐书》，而称后者为《北齐书》。
　　《南齐书》原有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计有帝纪八卷、志十一卷、传四十卷。另有序录一卷，述作书义例和目录，亡佚甚早。志基本沿袭《宋书》八志，唯去《律历志》而增《舆服志》，改《符瑞志》为《祥瑞志》，其中以《州郡志》与《百官志》尤具史学价值，不过《州郡志》也因不著户口而为人诟病。《南齐书》还以“史臣曰”的形式阐发史论，亦具特色。
　　萧子显身为齐之宗室、梁之宠臣而撰写齐史，身份特殊，既要为祖父萧道成篡宋避讳，又要为梁武帝萧衍篡齐掩饰，虚美隐恶的问题比较突出。萧子显还为其父萧嶷立《豫章文献王传》，竟铺张七千余字，多溢美之辞。
　　但总体而言，《南齐书》文笔简洁，叙事完备，保留了许多历史资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萧齐一代的历史面貌。

史部之梁书

　　《梁书》，唐姚思廉撰，主要记述南朝萧梁一代五十余年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姚思廉（557-637年），字简之，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时官至散骑常侍。《梁书》是姚思廉在其父姚察旧稿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姚察（533-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陈时即开始撰梁、陈二史，官至吏部尚书。入隋后，举家迁往关中。姚察奉隋文帝诏继续修撰梁、陈二史，未成而亡，临终前遗嘱姚思廉定要“续成其志”。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姚思廉一人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贞观十年（636年），《梁书》书成，时年姚思廉已经八十岁。
　　《梁书》共五十六卷，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其中有二十六卷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可见这些部分出自姚察之手。唐修五代诸史，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诸史总论都出自魏徵之手，因此本纪之末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徵”。
　　梁朝历史短暂，而《梁书》列传却多达五十卷，对于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叙述比较全面、详细。《梁书》收录了大量诏敕、表疏等原始资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梁书》行文简洁，尤其是在骈体文盛行的时代能以散文作史论，开唐中叶古文运动之先河，为后世所称道。
　　姚氏父子都是历仕数朝，对朝代的盛衰兴替、历史的发展变化，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在史论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
　　《梁书》最大的不足之处是无表、无志，另外“有美必书，有恶必讳”，曲笔回护现象也比较突出。

史部之陈书

　　《陈书》，唐姚思廉撰，主要记述南朝陈朝三十余年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同《梁书》一样，《陈书》也是姚思廉（557-637年）在其父姚察（533-606年）旧稿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姚察在陈时即开始撰梁、陈二史，姚察去世后，姚思廉秉承父亲遗志，上书隋炀帝请求继续撰写梁、陈二史，获准。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姚思廉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直到贞观十年（636年），《陈书》方告修成。除了其父遗稿外，姚思廉还吸取了顾野王、傅縡、陆琼等人编撰陈史的成果。姚氏父子前后相继，历经陈、隋、唐三代，用了数十年时间修撰《梁书》、《陈书》，在史学史上也可算一段佳话。
　　《陈书》共三十六卷，含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少的一部。与《梁书》有将近一半的论赞署名姚察不同，《陈书》中仅本纪中有两卷之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可见《陈书》中姚察旧稿的成分相对较少。也正因为如此，《陈书》在列传体例上要比《梁书》整齐规范一些。
　　《陈书》与《梁书》的相似之处颇多。陈朝仅三十余年的历史，《陈书》的列传也达三十卷之多，大量历史人物事迹在书中得到反映。《陈书》语言简洁生动，文风古朴，也摒弃了骈体文，但总体而言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不及《梁书》。
　　《陈书》无表、无志，亦为缺憾。《陈书》除了曲笔回护严重外，姚思廉还为其父姚察、同僚密友虞世基之父虞荔和叔父虞寄作佳作，辞多溢美，实为史家所不当为。从南北朝到唐初的史书中，此类事例屡见不鲜，亦可谓当时史学的一大弊病。

史部之北齐书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主要记述北朝北齐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事大致起自高欢秉政于东魏，止于北齐灭亡。
　　李百药（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唐时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其父李德林（530—590年），字公辅，北齐时编成纪传体《齐史》二十七卷，入隋又奉诏续修《齐史》，未成而卒。唐贞观三年（629年），李百药奉诏撰修齐史，他在父亲旧稿的基础上，参考吸收了王劭《齐志》等前人修史的成果，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齐书》。至北宋，为区别于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
　　《北齐书》共五十卷，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无表无志。在流传过程中，《北齐书》散失非常严重，北宋时即只有一卷本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三十三卷都是后人根据李延寿《北史》和高峻《小史》等书陆续订补而成的。《北史》的北齐史部分本来就多采自《北齐书》，后人据以补《北齐书》，虽已非原文，但也可恢复一些《北齐书》的本来面目。
　　《北齐书》叙事简要，语言通俗，掺有很多当时的白话文。《方伎传》中记载了数学家信都芳、天文学家张子信的事迹以及綦毋怀文在钢铁冶炼技术上的贡献，反映了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
　　隋、唐继自北周，而北齐为北周所灭，唐人视北齐为非正统政权。因此，《北齐书》较少虚美隐恶的问题，对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多进行了揭露，尤其突出了北齐后期的“无道”，但不免也有夸大失实之处。
　　《北齐书》是父子两代相继，历经三个王朝、数十年的时间才撰成的，这跟《梁书》、《陈书》的修撰颇为相似。

史部之周书

　　《周书》，唐令狐德棻等撰，主要记述北朝由鲜卑族宇文氏建立的北周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令狐德棻（583—666年），宜州华原（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人，官至礼部侍郎、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等。武德五年（622年），他向唐高祖建议修前代诸史，获准。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令修撰梁、陈、齐、周、隋史，周史由令狐德棻和秘书郎岑文本负责，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为助手。令狐德棻还负责对五代史作总的协调工作。贞观十年，《周书》修成。全书的修撰大多为令狐德棻一人之力，唯史论多为岑文本所作。《周书》的修撰，当参考了西魏史宫柳虬所撰的“国史”和隋代牛弘所撰的《周史》。贞观二十年，令狐德棻又参加《晋书》的修撰，为总编纂之一。
　　《周书》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至北宋时《周书》即有所残缺，后人据唐李延寿《北史》、高峻《小史》等书进行了订补。
　　《周书》除了记载北周历史，还追述了西魏的历史。北周承之西魏，《周书》在《文帝纪》中以西魏年号记事，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军政大事，解决了西魏历史在正史中没有反映的问题。《周书》还注重对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陈等政权重大史事的兼顾，在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上做得比较出色。
　　列传中设《萧詧传》，专记后梁政权的历史及人物事迹，虽被后人指为“体例不纯”，但对于记述一个先后附庸于西魏、北周和隋的小政权，也不失为一个解决方法。
　　《周书》以叙事繁简得宜、文笔简劲而为后人称道，不过也有人批评其过于文雅，不能反映当时人的语言。此外虚美隐恶和立佳传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史部之隋书

　　《隋书》，唐魏徵等撰，主要记载隋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事起于文帝开皇元年（581年）止于恭帝义宁二年（618年）。
　　魏徵（580—643年），字玄成，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贞观时名相。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隋书》纪、传部分由魏徵监修，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编撰。贞观十年《隋书》纪、传完成，其中史论皆魏徵所作。因五代诸史都没有志，贞观十五年又诏修《五代史志》，由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颜师古等人分撰，令狐德棻监修，后改由长孙无忌监修。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五代史志》修成，后编入《隋书》，成为《隋书》十志。
　　《隋书》共八十五卷，包括本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其志分为《礼仪志》、《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经籍志》等十篇，一般按梁、陈、齐、周、隋的次序叙述各代典章制度，有的甚至追溯到汉魏，为后人研究隋代及之前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和历史变化保留了丰富的资料。尤其是隋书的《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图书目录，叙述了六百年间我国书籍存亡及学术演变，它采用的经、史、子、集四部的图书分类对后世影响很大。
　　由于修史时隋亡不久，不少史料和当事者尚在，因此《隋书》所叙史实较为准确。《隋书》的修撰者都是当时的名士才子，体现了较高的修史水平。魏徵所作史论，总结了隋亡的教训，阐发了不少深刻见解。魏徵以直谏著称，在他的影响下，《隋书》据实直书的特点比较明显。

史部之北史

　　《北史》，唐李延寿撰，是合北朝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及隋六代历史为一编的纪传体史书，记事起自北魏登国元年（386年），止于隋义宁二年（618年），记述北朝及隋朝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
　　《北史》是《南史》的姊妹篇，同是李延寿继承其父李大师遗志，在李大师搜集的史料基础上开始修撰的。李延寿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晋书》的修撰工作，有机会阅读并抄录了许多史书及当时尚未公布的官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得以掌握大量珍贵史料。他历时十六年，始完成了《南史》、《北史》。《北史》是李延寿以《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为蓝本，兼采杂史，删繁补缺而成，于显庆四年（659年）经唐高宗批准公布于世的。
　　《北史》含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无表、志，共一百卷，体例与《南史》相似。本纪包括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列后妃、宗室、外戚、儒林、文苑、孝行、节义、循吏、酷吏、隐逸、艺术、列女、恩幸、僭伪附庸等类传，专传多用家传形式。《北史》历史上有所残缺，其中卷十二隋炀帝纪全篇亡佚，后人采《隋书》补足。相较《南史》，李延寿于《北史》致力更多，新增史事更为丰富，内容安排更具匠心。
　　《北史》文字简练，史料充实，魏、齐、周三书残缺后，后人多取《北史》补之。南北朝历史错综复杂，《南史》、《北史》贯通南朝与北朝，有助于了解整个南北朝历史发展的脉络，二史与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是研究南北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史部之旧唐书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事起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共二百九十年的历史。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
　　刘昫（887年-946年），字耀远，涿州归义（今属河北）人。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高祖石敬瑭命修唐史，历经四年，于出帝开运二年（945年）书成。书成时，刘昫居相位，按例为监修，领衔奏进，所以《旧唐书》题为刘昫等撰。实际上，全书赵莹、张昭远、贾纬贡献最多。最初两年，赵莹居相位为监修，在收集史料和确定体例上，做了大量工作;张昭远始终具体主持编纂工作;贾纬编《唐年补遗录》六十五卷，补史料之阙。此外先后参加编写的还有赵熙、王伸、吕琦等七人。
　　《旧唐书》卷帙浩大，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本纪载包括武则天在内的二十一帝。志分为十一类，计有礼仪志、音乐志、历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职官志、舆服志、经籍志、食货志、刑法志。列传记一千一百八十余人事迹。
　　《旧唐书》文字简净，条理清楚，叙事详明。唐朝历代积累了大量实录，又有吴兢、韦述等人修撰的国史，《旧唐书》编纂多取实录、国史旧文，保存了许多原始史料。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唐纪部分即多取《旧唐书》。但照录旧文，不复刊正，也承袭了其中的曲笔回护等问题。武宗以下，由于实录、国史缺失，显得内容繁杂，详略失当。
　　《新唐书》通行后，《旧唐书》久受冷遇，几近失传，直至明嘉靖年间方重新刊刻，至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将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

史部之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等撰，记载五代十国（907-960年）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薛居正（912-981年），字子平，开封浚仪人。开宝六年（973年）四月，宋太祖诏修《五代史》，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等七人编修。由于五代各朝实录、诏令等史料保留相当完备，又有范质《五代通录》可供参考，次年闰十月全书即告竣。
　　《旧五代史》共一百五十卷，包括本纪六十一卷，志十二卷，列传七十七卷。全书以中原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为正统，各朝本纪、列传分入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各成断代史。另设《世袭传》，述对五代称臣奉朔各政权，包括十国中的荆南、楚、吴越及若干方镇；《僭伪传》，述十国中的吴、南唐、闽、南汉、北汉、前蜀、后蜀及燕等政权；《外国传》，述契丹、吐蕃、回鹘、党项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志则通叙五代典章制度，有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十志。
　　北宋时期，新、旧《五代史》并行，南宋中叶后旧史影响渐微，元明之时旧史已不行于世。今本系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由邵晋涵等自《永乐大典》中辑录，并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志》等书作补充，同时还辑录其他数十种典籍作考异附注，尽量按原书篇目编排而成。辑本大致恢复了《旧五代史》原貌，但凡遇清朝避忌，多有窜改。

史部之宋史

　　《宋史》，元脱脱等撰，记载宋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脱脱（314-1355年），蒙古蔑里乞氏，字大用，官至中书右丞相。元灭宋后，多次欲修宋、辽、金三史，皆因体例不决而长期未能进行。《宋史》由丞相脱脱挂名任都总裁，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和杨宗瑞等七人任总裁，另有史官二十三人参与修撰。至正五年十月，三史皆修成，由时任中书右丞相的阿鲁图奏进。《宋史》在三史中最后完成，亦只历时两年半。
　　两宋时期，史学发达，官修的日历、实录及国史之类的史书极为繁富，元朝所得“宋史及诸注记”就有五千余册。《宋史》即是在宋国史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因此这部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官修史书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成。
　　《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列传共收入两千八百多人，设后妃、宗室、公主、循吏、道学、儒林等类传，在儒林传之上另立道学传以示推崇，并合世家于列传。表有宰辅表和宗室世系表。志有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和艺文等十五志。
　　由于成书仓促，史官多裁剪拼凑而失考订整理，因此《宋史》错讹疏略极多，详略失当，内容互相抵牾，至有“芜杂”之称。但《宋史》贯通北宋与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仍是研究两宋及辽、金历史的重要史籍。

史部之辽史

　　《辽史》，元脱脱等撰，记载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主要记述辽朝二百余年史事，兼及立国前之契丹及辽亡后所存之西辽。
　　金灭辽之后，曾两次纂修《辽史》，但皆未刊行。入元后，因体例问题，延至元末方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元顺帝诏修辽、金、宋三史。《辽史》由丞相脱脱挂名任都总裁，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分撰。次年三月，全书即告修成。
　　元修《辽史》主要是以辽代耶律俨《辽朝实录》和金代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并参考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等资料剪裁编排而成的。《辽史》共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及国语解一卷。其志、表多有特色，志设营卫、兵卫、地理、历象、百官、礼、乐、仪卫、食货、刑法等十志，新创《营卫志》，记载了契丹营卫概况、部族的建置和分布等。表设世、部族、属国、皇子、公主、皇族、外戚、游幸等八表，形式简明，内容丰富，节省了大量篇幅。另设《国语解》，译解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物产、部族、地名、姓氏等，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契丹语言文字资料。
　　由于修史之时距辽亡已久，史料散失严重，再加上史官用力不足，未作认真的考订核校，不到一年就草草成书，因此《辽史》的缺陷在二十四史中是比较严重的。书中记述混乱、自相矛盾、史实错误的地方很多，既有一事多见，又有重大史事漏载。
　　尽管如此，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系统记载辽朝史事的史籍，仍有其非常重要的价值。

史部之元史

　　《元史》，明宋濂等撰，记载元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其先人为浙江金华潜溪人，后迁浦江。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赵埙等十六人为纂修。二月开史局，以元十三朝实录和元修《经世大典》为主要史料来源，至同年八月完成自元太祖至宁宗十三朝史事的编纂，共一百五十九卷。之后朱元璋遣欧阳佑等十二人至各地搜访顺帝一朝的史事。次年二月，重开史局，除赵埙外又新招朱右、贝琼等十四人为纂修，同年七月补修顺帝朝史事完成，共五十三卷。
　　宋濂等将前后两部分合在一起，重新厘分，共成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志设天文、五行、历、地理、河渠、礼乐、祭祀、舆服、选举、百官、食货、兵、刑法等十三志。表设后妃、宗室世系、诸王、诸公主、三公、宰相年表等六表。列传分后妃、儒学、良吏、忠义、孝友、隐逸、列女、释老、方技、宦者、奸臣、叛臣、逆臣、外夷等类传，其中《释老传》为首创，专记佛道二教。列传排列以蒙古、色目人居前，汉人、南人居后，是为一大特点。
　　《元史》体例整齐，文字浅显，但由于史料搜求不完备，成书仓促，失于考订核校，出现了不少谬误。
　　如详略失当、内容重复、前后矛盾、译名不统一等。尽管后世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修订或重撰，但《元史》仍是研究元代历史最基本的史籍。

史部之明史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朝设明史馆纂修《明史》，但实际纂写工作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才真正展开。是年，康熙帝试博学鸿词科五十人入明史馆，并以徐元文为监修总裁官，叶方蔼、张玉书为总裁官。而著名史家万斯同以布衣参与史局，审核史稿，贡献最大。此后，王鸿绪等人相继任总裁，万斯同仍共主其事。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雍正元年（1723年），王鸿绪两次共进呈《明史稿》三百一十卷。雍正元年七月，复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官，徐元梦、张廷玉等为总裁官，领纂修二十五人，分工修改《明史稿》。乾隆四年（1739年），全书告成，由张廷玉领衔进呈，故署名张廷玉。《明史》的修撰前后共历时九十五年，是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
　　《明史》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另有目录四卷。本纪篇幅不大，叙事简明扼要，提供明史之纲要。志设十五志，其中《艺文志》仅列明人著作，不同于前史之兼录古今；《历志》中有图有表，亦为创新。在诸王、功臣、外戚、宰辅诸表之外，新增《七卿年表》，记六部尚书及左右都御史的任免。列传多载名臣奏议原文，并据明代政治现实创阉党、土司、流贼三传。
　　《明史》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材料翔实，卷帙浩大却不显冗长，为史家所称道。但错讹疏漏亦有不少，其最大弊病是为回护清廷，讳言建州女真与明朝的关系、明清之际及南明的史事，甚至不惜篡改史实。

史部之清史稿

　　《清史稿》，赵尔巽等撰，记载清朝史事的未定稿纪传体史书。
　　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清末任东三省总督。1914年，袁世凯下令设置清史馆，聘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先后参加编写工作的有一百多人。1917年后，由于政局动荡，经费艰窘，工作几乎停顿。1927年，赵尔巽病逝，柯劭忞代之。赵尔巽死前决定将大致完成而未经总阅修订的“史稿”付印，在袁金铠和金梁负责下，至1928年北伐军入北京前夕，共印刷一千一百部。金梁私携其中四百部往东北，加入和抽换部分内容后发行，此即所谓“关外本”（关外一次本）。当清史馆同人发现金梁私改原稿后，又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修订重印，即为“关内本”。后来金梁又对“关外本”作了删改增补，即为“关外二次本”。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共五百二十九卷。体例上有所创新，如志设交通、邦交，列传设畴人、藩部、属国，表设军机大臣、疆臣、藩部等，皆为前史所无。
　　《清史稿》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其本又为未经总阅修改的史稿，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错误百出。由于编写者大多为清朝遗老，《清史稿》粉饰清朝统治，反对辛亥革命、反对民国，对反清的史事和人物多加贬斥。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因其立场反动明令封禁。
　　尽管缺陷很多，但《清史稿》所据史料丰富，汇集整理了清代各朝实录、圣训、会典、档案等，对目前的清史研究仍有价值。

史部之续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清毕沅撰，编年体通史，记事始于宋建隆元年（960年），迄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贯穿宋、辽、金、元四朝共四百零八年之史事。
　　毕沅（1730-1797年），字秋帆，一字纕蘅，江苏镇洋（今属太仓）人，官至湖广总督。
　　乾隆年间，原已亡佚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得以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毕沅以徐乾学《后编》和宋、辽、金、元史为基础，并参以《长编》及《系年要录》等书，在邵晋函、章学诚等人的共同协助下，历时二十余载，撰成《续资治通鉴》。嘉庆六年（1801年）全部刊出。
　　《续资治通鉴》共二百二十卷，包括宋纪一百八十二卷，元纪三十八卷，辽、金虽不见目录，但记事与宋并重。该书叙事详而不芜，取舍得宜。后世多将其与《通鉴》合刻，称为《正续资治通鉴》。

史部之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南宋袁枢撰，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史书。
　　袁枢，字机仲，建州建安人。他将《通鉴》史料由按年编排改为按事编排，以历史事件为中心重新归类列目，一事一篇，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该书成于淳熙元年（1174年），宋孝宗阅后赞“治道尽在是矣”，次年刻板印行。至明末，张溥附史论于《通鉴纪事本末》各篇之后。
　　《通鉴纪事本末》起自“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共分四十二卷，编有二百三十九个事目，六十六个附目，总计三百零五事。
　　袁枢新创立的纪事本末体，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割裂、首尾难稽和纪传体叙事重复、主次难分的缺点，把与某事相关的散见于不同时段的史料集中编次，清楚阐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原委，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事件及其发展线索，于史学贡献颇巨。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中国传统史学从此出现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种基本体裁。但纪事本末体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它无法反映事与事之间的联系，无法提供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和脉络。因此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各有所长，亦各有不足，可互相补充。

史部之左传纪事本末

　　自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以后，历代陆续出现了许多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主要有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高士奇撰《左传纪事本末》，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张鉴撰《西夏纪事本末》，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李铭汉撰《续通鉴纪事本末》，民国初年黄鸿寿撰《清史纪事本末》等。
　　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浙江钱塘（今属杭州）人，官至礼部侍郎。《左传纪事本末》是高士奇取《左传》原文，按国别分类，因事命题而得。全书分周四卷、鲁十一卷、齐七卷、晋十一卷、宋三卷、卫四卷、郑四卷、楚四卷、吴三卷、秦一卷及列国一卷，共五十三卷，一卷即为一个事目。书中，高士奇还参考《公羊传》、《榖梁传》、《国语》、《史记》等数十种先秦两汉有关典籍，写有“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等，对《左传》原文加以补充、考订和解释。每篇之末，皆写有史论。
　　南宋章冲曾作《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以鲁国十二公为序，立目繁碎。高士奇认为春秋时代的特点是列国交争、大国图霸，所以选择以国为序，并只取大事，不写细碎，四库馆臣称其书眉目朗晰，后来居上。

史部之资治通鉴纲目

　　《资治通鉴纲目》，南宋朱熹及其门人赵师渊等撰。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司马光晚年欲折中《资治通鉴》之繁与《通鉴目录》之简，作《通鉴举要历》，未成。南宋初年，胡安国以司马光遗稿为基础，订补而成《通鉴举要补遗》。宋孝宗乾道年间，朱熹与弟子又据《资治通鉴》和《通鉴举要补遗》等书，“别为义例，增损T括”，作《资治通鉴纲目》。后来朱熹又多次改订重修，但直到晚年仍未能定稿。宋明学者尹起莘、刘友益、汪克宽等人又陆续补写了“发明”、“书法”、“考异”等。
　　《资治通鉴纲目》共五十九卷，记事起迄同《资治通鉴》一致。书中大字为提要，即“纲”，模仿《春秋》，以明“书法”;小字以叙事，即“目”，模仿《左传》，记评史事。另有凡例一百余条，述褒贬之旨。朱熹编撰此书的目的，除了条理《通鉴》以利阅读外，更主要的是借修史来维护纲常名教，宣扬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因此行文义例严谨，处处仿《春秋》笔法，极重褒贬进退。
　　《通鉴纲目》基本取材于《通鉴》，并无多少史料价值，但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即纲目体。受其影响，后世出现了一批纲目体史书，如明商辂《通鉴纲目续编》、南轩《通鉴纲目前编》、清乾隆帝敕撰《通鉴纲目三编》等。由于其思想内容，《通鉴纲目》更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推崇。

史部之通典

　　《通典》，唐杜佑撰，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记述唐玄宗天宝末年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
　　杜佑（735-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以开元末年刘秩所撰《政典》三十五卷为底本，博采历代史志典籍，于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开始编写《通典》，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书成，历时三十五年。
　　《通典》共二百卷，包括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刑二十三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其下又各分子目。书中不仅有对历代制度的叙述性内容，还有大量前人的议论及杜佑自己的见解。其优点是条理分明、贯通古今，四库馆臣赞其“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
　　杜佑编撰《通典》，旨在揭举先代“致治之大方”，“可为来今龟鉴”。因此相比之前的正史书志，《通典》不列天文、律历、五行、艺文等门类，增加选举、甲乒、边防等内容，又置食货为首，突出反映了杜佑“经邦济世”的追求。
　　《通典》将历代典章制度融会贯通在一起，解决了断代史书无法反映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缺点。《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典制体，受其影响，后有《通志》、《文献通考》、
　　《续三通》、《清三通》等书相继问世。《通典》与《通志》、《文献通考》，习称“三通”，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史部之通志

　　《通志》，南宋郑樵撰，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郑樵有志于“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曾深居夹漈山读书著述三十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郑樵竭毕生精力，历尽艰难，终于撰成《通志》。
　　《通志》共二百卷，包括帝纪十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世家三卷、载记八卷、列传一百一十五卷。体例多仿《史记》，但改表称谱，改书志称略，又取法《晋书》作载记。记事上起传说中的三皇，下迄于隋，惟有部分内容延伸至唐。该书的纪传部分多袭旧史，精华则在“二十略”：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郑樵于其中多有创造，发前人所未发。二十略内容之广，门类之全，前所未有，郑樵自谓乃“总天下之大学术”，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
　　郑樵在《通志》中提出“会通”思想，反对“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主张史书要能贯通古今，揭示历代的相因变化。在史书撰述上，他还强调据事直书，反对曲笔及“妄学”《春秋》笔法。《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乾隆年间修有《续通志》和《清通志》。

史部之廿二史考异

　　《廿二史考异》，清钱大昕撰。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晚称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官至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1775 年），父丧丁忧，隐退苏州著述讲学。钱大昕年少时即专心读史，“偶有所得，写于别纸”，四十岁开始撰写《廿二史考异》，“岁有增益，卷帙滋多”，至五十五岁编定为一百卷。此后陆续修改并刊刻，至嘉庆二年（1797年）全书方告刻成，时年钱大昕已经七十岁。
　　《廿二史考异》共一百卷，包括《史记》五卷，《汉书》四卷，《后汉书》三卷，《续汉书》二卷，《三国志》三卷，《晋书》五卷，《宋书》二卷，《南齐书》、《梁书》、《陈书》各一卷，《魏书》三卷，《北齐书》、《周书》各一卷，《隋书》二卷，《南史》、《北史》各三卷、《唐书》十六卷，《旧唐书》四卷，《五代史》六卷，《宋史》十六卷，《辽史》一卷，《金史》二卷，《元史》十五卷。所考“廿二史”，即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和《明史》。另外又将司马彪《续汉书》志从《后汉书》中单列出来，因此总目实可见“廿三史”。
　　钱大昕考史强调实事求是，注重典制研究，尤其重视对舆地、官制、氏族的研究。《廿二史考异》运用实证的方法，对历代正史作了系统的考辨，补充遗漏，订正讹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该书援引广博，考辨严谨，对近代史家有深远的影响。

史部之战国策

　　《战国策》，记录战国时期史事的国别体史书，记事上起前490年知伯灭范氏，下迄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战国策》初时叫《国策》、《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大约是战国末年至秦汉间人杂采战国各国史官和私人所记存的史料编纂而成。西汉刘向以国为别，以时相次，除去重复，整理得三十三篇，以“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定名《战国策》。此后的流传过程中，《战国策》散失严重，至北宋中期曾巩作了校补。南宋初年，在曾巩校补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本子：一种是姚宏的续注本（姚本），另一种是鲍彪的重定次序的新注（鲍本）。元代吴师道在鲍本的基础上又作了补正。
　　姚宏搜罗当时可见的十几种本子，整理排定三十三卷，与刘向校订后总数相符，共十二国策。姚本计有：东周一卷，西周一卷，秦五卷，齐六卷，楚四卷，赵四卷，魏四卷，韩三卷，燕三卷，宋、卫一卷，中山一卷。而鲍本则打乱刘向校订的篇章安排，按国别分为十卷，各国之下又以君王世次为序。
　　《战国策》属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内容主要是战国时期各国说客辩士的策谋权变及政治、军事大事和各国关系。它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虽然书中所记史实和说辞不可尽信，但其仍是研究战国社会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