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Unfettered blog - 任逍遥网络团队博客 - 鲲鹏组志]]> http://blog.atorm.com/ zh-cn PBlog2 v2.4 Unfettered blog - 任逍遥网络团队博客 - 鲲鹏组志 http://blog.atorm.com/images/logos.gif http://blog.atorm.com/ Unfettered blog - 任逍遥网络团队博客 - 鲲鹏组志 http://blog.atorm.com/article.asp?id=1603 <![CDATA[步枪没弓箭好用，鸦片战争清军并非输在技术]]> atorm.cyt@gmail.com(atorm) Tue,29 Jun 2010 13:37:07 +0800 http://blog.atorm.com/default.asp?id=1603
糟糕的滑膛枪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装备的标准轻武器是前装燧发滑膛枪。说实话，这不是先进武器。近代步枪武器技术的几个重要发明，比如起爆药、火帽、圆锥弹丸、击发枪机刚刚发明出来，来不及用在这种枪上。带有膛线、射程远、准确率高的线膛枪，就是俗称的来复枪，造价高，一直没有成为欧洲士兵的制式武器。
　　前装燧发滑膛枪的最大射程不超过300码（1码约合0．9米），可以对人体进行瞄准射击的距离为100码。1814年，英国陆军的汉格上校写下一段话：“想用一支平常的枪，射击200码外的人，你不如改为射击月亮，命中的机率都是一样的。”
　　在战场上，士兵非常容易出错。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装填后，忘了将通条抽出枪管，一扣扳机，通条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自然无法再装填。另外，常见的错误是在忙乱之间，误将弹头而非火药塞入枪口，造成不发弹。士兵只能退出行列，站到后面，使出吃奶的力气，慢慢地把弹头挖出来。更麻烦的是，火枪是队列齐发的，那么多枪一起发射，许多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开枪，有没有哑火，往往多次装弹，把枪管塞得满满的。

清军武器不算差

　　这时候，清军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冷兵器，也有一半的士兵使用火器，主要是鸟枪和抬枪，数量最多的是鸟枪，属于滑膛枪，是用火绳发射，潮湿的时候，不大方便。
　　总体来说，鸟枪射程稍小于英军滑膛枪，抬枪射程要超过英军滑膛枪。鸟枪的射击速度，较之滑膛枪，可能不会相差很多，大约为每分钟2发。不过，清军鸟枪、抬枪的命中精确度，较英军燧发枪则低。主要原因在于，鸟枪、抬枪都是手工打造，较之英军燧发枪工艺粗糙，枪膛精度不高。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英军燧发枪每分钟发射3发，命中率90％；清军鸟枪每分钟发射2发，命中率70％。假设两军士兵各10名，射击同样距离的若干目标，在一分钟内，英军士兵可以发射30发子弹，击中27个目标；清军士兵可以发射20发子弹，击中14个目标。燧发枪效能约为鸟枪的2倍。这样的差距，完全可以利用清军的人数优势来弥补。
　　相比之下，双方火炮性能差距可能更大。清军火炮的主要问题是，侵彻力不够和命中精度不高。侵彻力不够，主要是因为中国火药不好；命中精度不高，主要是火炮机动性差造成的。同样口径的火炮，清军火炮要重得多，缺乏灵活转动的炮架。那些重达3 至5吨的大口径火炮，要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一点一点地瞄准，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对英国军舰威胁最大的，恰恰是这些重炮。英军对清军火炮颇为畏惧，屡屡惊呼“猛烈”、“厉害”。

弓箭赛过枪

　　为什么只有一半的清军使用火器原来，清军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看家本领――弩弓，他们的弩弓在作战效能上，可能不比当时的火枪差。
　　一般说来，古代弩弓的最大射程为300米，宋代的神臂弓最大射程达到五百余米，清朝雍正皇帝更是自诩清军的弓箭为历代最强。弩弓的准确率很高，可以精确瞄准。一个训练有素的弩手，可以准确命中200码外一个人型大小的靶子。
　　弩弓的射速大约是每分钟三四发，操作十分简便，大家很难想象有人会装错。唯一的问题是，需要人手拉弦，发射次数太多，容易疲劳，速度减低。可是，火枪连续发射后，一样会因枪管发热，造成炸膛，或者子弹威力减弱的情况。
　　弓的穿透力甚至比火枪子弹更强，神臂弓的箭可以穿透两层铁甲，而普通火枪子弹做不到。不过，箭的破坏力不如枪弹，伤口比较容易处理。箭也有优点，可以涂毒药，或者加装炸药。所以说，这时的弩弓威力超过火枪，甚至在英国军队中，常常有人提出恢复传统的长弓，拒绝使用糟糕的滑膛枪。

刺刀改变战术

　　清军火枪火炮跟英国相差不多，弓箭还要厉害一些，怎么输得那么惨呢
　　首先说说英军装备的一样不太起眼的武器――刺刀。滑膛枪是一种射程近、射速低的武器，战斗中，白刃战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在刺刀发明前，滑膛枪兵必须有长矛兵保护。刺刀发明后，一个使用装有枪刺的滑膛枪的士兵，就是一个长矛兵，使用冷兵器的士兵不再是必需，导致战法和战术的进步。
　　英军作战时，一般排成两列横队，队列中的士兵，不能做单兵机动，站立装弹，立姿或跪姿齐射。横队周围有由散兵组成强有力的屏障，与敌保持接触，骚扰、杀伤敌军，并分散敌方火力，使己方队列不致过分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清军作战也须排成队列，并组成各种不同阵式。列阵时，通常是重火器在前，其次轻火器，再次冷兵器。临敌时，在远距离上，以火炮轰击，稍近，开放抬枪；再近，则以鸟枪击打。三击不中，继之以冷兵器肉搏拼杀。结果，清军打仗恨不得排出十几列队伍。这种阵型，作战效能很低。
　　为了协调冷兵器和火器部队的步调，清军整个阵列只能以缓慢的速度移动，战术机动性相当差，很难运动到能最大限度发挥火力的有利位置。灵活的英军队形，往往能够成功地通过迂回等机动动作，对清军最薄弱处实施攻击。

以逸待劳的英军

　　当时，清军的总兵力大约80万人（包括八旗、绿营兵），在鸦片战争中，先后投入战争的有十万人左右。英军最初派出大约海陆军七千多人，最高增至2万人。在具体的战役中，这种兵力上的优势却未能显现。英方利用船坚炮利的优势，牢牢掌握制海权，也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
　　为了防御英军可能的入侵，清政府在从盛京到广东的七个省，几十个海口都得设防，分到每个重镇，驻守的部队就在4000人至1万人。如此分兵，在每处都难以集合优势兵力，中英间的多次战役，中方投入的部队往往与英军相当，甚至处于劣势。
　　交通不便、调兵速度的缓慢，加重中方的困境。1841年10月10日，英军攻占宁波，道光帝调四川建昌、松潘两镇精兵2000名，前往浙江征剿，等到该部风尘仆仆，历经两千余公里赶至前线，英军已经在宁波休整近半年，以逸待劳，清军怎么能不输呢。]]> http://blog.atorm.com/article.asp?id=1602 <![CDATA[ “普通话”的历史]]> atorm.cyt@gmail.com(atorm) Tue,29 Jun 2010 13:26:44 +0800 http://blog.atorm.com/default.asp?id=1602 其他人交谈，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相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宁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讲管辖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
　　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过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裂状况。
　　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人口，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官话”（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的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
　　毫无疑问，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语言上的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只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官话、国语与老国音

　　现代普通话的历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之前叫“官话”。
　　官话的前身又叫共同语。汉代时，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话为标准音。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汉族知识分子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建康话为主。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因此，当时的扬州话由于接近建康话和《切韵》，在当时社会上很流行。当时的扬州话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此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苏州话和当时的首都长安话一道，也成为一种通行语。宋代在《唐韵》基础上，制定《广韵》。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标准音。
　　明季之时，南京由于战争等动乱，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后来迁都北京，北京话也有一定通行度。
　　南京官话指的是以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官方标准语。南京春秋时期属于吴地，本土语音称为吴语。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此后，中原战乱，汉人多次南迁，使南京语音中包含了较多的中原古音。
　　清代一开始，仍以南京官话为正统。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京官话的影响已经超过南京官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较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由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江南经济开始衰落，吴音开始失去其标准音的地位。这样，北京白话开始成为唯一的标准音。
　　1911年，满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并建议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
　　至此，北京官话在政治上初步确立了汉语标准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1892年，为解决汉字无法拼读的困难，厦门人卢戆章出版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了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方案。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统一”的口号，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
　　但是，由于卢戆章的汉语拼音字母方案专注于厦门方言，未能成为影响全国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的主张也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与此相反，凭借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河北人王照则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以北京话为汉语标准音。
　　与南京官话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话受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满族的影响很大。满洲入关以后，满语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学习和借鉴汉语。但是，满族人不能区分尖团音，也不会发入声，因此，满洲贵族所说的北京官话是满族化了的汉语，也被戏称为“五音不全”的汉话。
　　1913年2月1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会上，南北之争依然激烈，难以形成统一认识。由于江浙代表居多，王照担心南方势力会一统天下。于是，他提议各省代表无论多寡均为一票。议长吴稚晖支持一省一票，但在会前就提出了“逐字审定”的原则，不再执着于以哪种方言或官话为标准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争的进一步激化。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
　　“老国音”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虽然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为一种“人造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

“京国之争”

　　“老国音”诞生之时，袁世凯正为宋教仁案焦头烂额，顾不得推广国音。不久后，二次革命爆发，再往后，又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更没人去理会国音推广的事情了。直到1918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母发声唱片灌注成功。至此，“老国音”才正式在全国推广。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是主要以江浙派为主，虽然概括为“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但是也有人后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是以江浙吴语为基础音的国语。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但是也有人表示，支持京音的一派也有把自己方言的语音加入京音的。两派争吵非常厉害。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经常发生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很多字的读音也不统一，教的人觉得难教，学的人觉得难学。就连灌制国语唱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也不无感叹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
　　“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
　　由于“老国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语言学家们主张用京音代替“老国音”。
　　1920年11 月，黎锦熙约同吴稚晖、陆衣言、范祥善等，与张士一、顾实、周铭三、陆殿扬等大会于南京，讨论国音问题。由于京音派坚持根本改造的主张，结果是不欢而散。
　　“老国音”的推广恰逢五四运动，此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也参与到了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来。
　　随着文学革命的爆发，留学生中“废除汉字”的言论也随之兴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随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也著文支持钱玄同。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简化语音，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推动下，“京国之争”很快呈现一边倒的趋势。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国音字典》的增修问题时，吴稚晖放弃了维护“老国音”的主张，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读法为标准”。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新国音”为标准读音。
　　“新国音”确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借助学校教育和电影、广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的国语统一工作陷入停顿。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又是三年国内战争。因而，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政府在全国统一国语的目标仍远未实现。

“普通话”诞生

　　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 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那么，现代“普通话”标准是怎样确定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的方言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获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孙山；第三名是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获46票；粤语（以粤语为基础方言，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获25票，名列第四。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http://blog.atorm.com/article.asp?id=1601 <![CDATA[航海史上的谜案：盘点世界十大“幽灵船”]]> atorm.cyt@gmail.com(atorm) Tue,29 Jun 2010 13:04:10 +0800 http://blog.atorm.com/default.asp?id=1601
“玛丽·西莱斯特”号（Mary Celeste）



　　谈到1872年被人发现的“玛丽·西莱斯特”号，用“幽灵般的”和“让人不安的”等词汇来形容它似乎都不贴切。这艘双桅杆的商业帆船被发现时，船上贵重的货物和值钱的东西都没人动过，食品和饮用水也足够船员们坚持6个月，但上面却连一个船员或者乘客的人影都没有。虽然船体有些旧而且比较破，但该船被发现一个月后仍然能够航海。
　　所有合理的解释，包括海盗袭击或者遭遇风暴等都被一一排除。最后人们不得不幻想着船员们是不是“被外星人绑架了”，或者“遭遇了大海怪的袭击”。直到今天，“玛丽·西莱斯特”号究竟遭遇了什么仍然是航海史上最著名的谜案。

“卡罗尔·迪林”号（Carroll A. Deering）



　　是叛乱、海盗还是百慕大“魔鬼三角区”诡异的超自然力量让“卡罗尔·迪林”号上的船员们全部消失了？这艘5桅杆帆船是从弗吉尼亚州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运送煤炭，途中还在巴巴多斯补充给养。据说，船上的大副曾经与船长发生冲突，并威胁了后者，大副虽然被抓了起来，但后来获得原谅并被释放。“卡罗尔·迪林”号继续朝着自己的目的地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驶去。
　　此后，人们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处海岸看到这艘船，当时上面有一个操着外国口音的男子称船的锚不见了。后来，人们又在另一个海岸边看到这艘船，船员、他们的物品以及救生艇全部消失。全体船员从此如人间蒸发，美国政府也没能给出官方解释，虽然他们怀疑是走私贩或者海盗劫持了这艘美国船。直到今天，阴谋论者仍然用“卡罗尔·迪林”号作为例子来形容百慕大“魔鬼三角区”。

“拜尔·阿米卡”号（Bel Amica）



　　“拜尔·阿米卡”号这艘“古典”的纵帆船与在意大利常见的船大不相同。当它出现在撒丁岛海岸边时，人们发现它上面一名船员都没有，就好像是另一艘“玛丽·西莱斯特”号帆船。这艘船于2006年被意大利海岸巡逻队发现，“鬼船”上有吃剩下一半的埃及食物、用法语标注的北非海域地图、一堆衣服、卢森堡的旗帜和一块写着“拜尔·阿米卡”的匾额。意大利专家发现，这艘船没有在任何国家进行注册。由于从媒体的报道中，人们误以为这是一艘古船，公众对该案的兴趣一下子高涨起来。后来，人们才知道，这艘船属于一名卢森堡男子，为了逃税他没有给该船进行注册。

“远大目标6号”（High Aim 6）



　　2003年，在澳大利亚海域人们发现了来自台湾的“远大目标6号”船只，然而，船上没有发现任何船员，只找到了大量燃料以及食物、船员们的个人物品以及数吨已经腐烂的鱼。该船最多能够载12名船员，但是这些船员现在都下落不明，船上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救生筏似乎已从船上被开走。澳大利亚警方说，一个空中海上联合搜救队对这艘可疑船只周围7300平方海里（1海里约为1.852公里）的水域进行了检查，但没有发现任何船员以及可能的乘客。然而，在该船被发现10天后，该船已经失踪的工程师的电话仍接到来自印尼的呼叫。后来，人们终于找到了这艘船的一名船员，他称船长和工程师都被杀了，所以船员们都各自返回了自己家中，但他却没有说出发生谋杀案的原因。

“建胜”号（Jian Seng）



　　海上的非法活动很猖獗，从非法捕鱼到人口贸易，因此当身份不明的船只出现时，它们总是显得很可疑。“建胜”号就是这样一条船，2006年，它出现在澳大利亚皇后岛附近一片地图上未标注的海域中。澳大利亚海关官员登船后发现，他们根本找不到最近有人类在这里活动的迹象。海关发言人说：“根据搜索结果，这条船曾被人拖曳，船的名字和特征也被人涂改过。船上只有大量的大米，没有其他物品。最后，由于找不到船的主人，该船被人为沉没。

“乔伊塔”号（MV Joyita）



　　“乔伊塔”号也许是一艘“永不沉没”之船，但是它却对其他的危险无能为力。1955年，“乔伊塔”号连同船上的25名乘客和船员一起消失在南太平洋中。失踪了5周之后，它终于被人发现，船体就像我们在图中看到的那样倾斜着，半截浸泡在海水中。船上包括药品补给、木材、食物等在内的4吨货物也不见了踪影，救生艇也不见了。不过，人们在船上发现了带有血污的绷带，人们猜想船长也许负伤或者死了，船员和乘客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弃船离开。但是，这却无法解释为何船上的货物也一起消失了。

“卡兹二号”（Kaz II）



　　2007年4月15日，3名男子乘“卡兹二号”出海，打算沿澳大利亚海岸旅行。3天之后，这艘船在大堡礁附近海域漂流，帆张开了，引擎开动，就是不见人影。他们出海时天气情况良好，因此已经排除了船员失踪与天气有关的可能。澳大利亚警方随即出动9架飞机和2架直升机，还有4艘志愿者乘坐的救援船，在700海里的范围内搜索。
　　船上的发现令人们大惑不解：引擎没有熄火；桌子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继续运作；无线电也没有异常，船上所有的应急设备都运转良好；救生衣整齐地挂在钩子上；桌子上食具和食品都已经摆好，好像在等待人们用餐，唯一不正常的是船上一个人影都没有。
　　由于海洋中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再加上他们没有一个人穿了救生衣，人们推测，可能有一名船员落水，剩下的两人跳进海中救人，结果三人都不幸遇难。

“泽布里纳”号（Zebrina）



　　“泽布里纳”号是一艘有3个桅杆的大型驳船，1917年10月，它满载着煤炭从英格兰南部的一个港口出发，前往法国圣布里厄（Saint-Brieuc）。2天之后，人们发现这艘船在法国沿海搁浅并被人遗弃，船还完好无损。人们猜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是罪魁祸首，就如同上图中所画的那样，德国潜艇的炮火对“泽布里纳”号造成了威胁。也许是德国潜艇发现这艘敌船后，强迫所有船员进入潜艇并离开。有些人相信，后来这艘德国潜艇沉没了，因此“泽布里纳”号上的所有船员就此彻底消失。

“珍妮”号帆船（Schooner Jenny）



　　“1823年5月4日，已经71天没有任何事物了，我是船上唯一的幸存者。”在航海日志中写下这段话的“珍妮”号帆船的船长被发现时仍坐在他的椅子上，手里拿着钢笔，这一幕直到17年后才被人发现。他和船上其他6名船员的尸体被南极洲海域极端寒冷的天气保存了下来。“珍妮”号帆船是被海冰困住无法逃脱，最终酿成了这一悲剧。多年以后，一艘捕鲸船发现了仍在海上如幽灵般漂流的“珍妮”号。船员们将遇难者的遗体进行了海葬。

“贝奇摩”号（Baychimo）



　　“贝奇摩”号是幽灵船中最令人惊异的一个。这艘船废弃后，在阿拉斯加附近海域孤独漂泊了近40年。该船属于哈德逊湾公司，从20世纪初开始，这艘船就作为商船在加拿大北部运输毛皮制品。但是在1931年，“贝奇摩”号遭遇暴风雪袭击，被困在阿拉斯加附近，在多次尝试脱困未果后，全部船员都被平安空运出“贝奇摩”号。暴风雪过后，人们试图把船从困境中拖回来，但是由于船身已严重损坏，哈德逊湾公司不得不做出弃船决定。但令人惊讶的事来了：在此后的38年里，这艘船非但没有沉没，反而能够独自漂浮在海面上，好像有什么力量在一直保护着它。这艘船变成了一个神话，附近的爱斯基摩人经常会见到该船漫无目的地晃来晃去。人们几次试图登临，但总是因为天气原因无法成功。“贝奇摩”号在1969年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之后阿拉斯加海域结冰，该船也就跟着消失了。有人说这艘船已经沉没，也有人在近些年主张寻找这个快80岁的鬼船。
]]> http://blog.atorm.com/article.asp?id=1600 <![CDATA[养生“秘方”皆源于此，《黄帝内经》是本什么书？]]> atorm.cyt@gmail.com(atorm) Sat,12 Jun 2010 13:52:43 +0800 http://blog.atorm.com/default.asp?id=1600 文化热”。于是，涌现了马悦凌、曲黎敏、张悟本等数不胜数的“专家、名家”；派生出了《从头到脚说健康》、《不生病的智慧》、《特效穴位使用手册》、《黄帝内经使用手册》、《黄帝内经家用说明书》等养生指南书籍。
　　翻阅市场上的这些养生书，再听听养生专家们讲的话，不难发现，他们都是靠着一本《黄帝内经》来打遍天下的，他们的“学术观点”几乎都来源于此。这对《黄帝内经》而言，是幸？是悲？对广大读者而言，是福？是祸？

《黄帝内经》是本什么书
《黄帝内经》并不是黄帝所作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黄帝内经》可谓是如雷贯耳，但真正看过这本书的人，那就寥寥无几了。《黄帝内经》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导王旭东告诉记者，首先应该指出，《黄帝内经》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理论著作。直到现在，还在起着指导临床实践的作用，因为它蕴藏着丰富的科学成分，包含了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黄帝内经》肯定不是黄帝所作，纯属后人伪托。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借以说明我国医药文化发祥甚早。《黄帝内经》这部书名，最早见载录在《汉书·艺文志》里面。今天所说的《黄帝内经》，它的组成包括了《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广泛，有生理、病理、解剖、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预防医学思想等各个方面。

《黄帝内经》中只有13个药方

　　现在人们一生病，对药物的“亲切感”就油然而生。而且，往往越是名贵、药力强的药，越招人宠。于是，导致抗生素等泛滥，人的抗药性也被训练得越来越强。
　　药真的是咱们生病的救命稻草吗？《黄帝内经》对药还真不感冒，越是猛药越不招它待见。《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中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科普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四清解释说，《黄帝内经》把药划分为三六九等，“毒”越大，表明药越猛，而治病效果却越不济。只有“无毒”治病，也就是不用药，治疗效果才能达到最佳。
　　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黄帝内经》整本书里面只有13个药方，药方很少。这说明什么问题？至少说明这本书不是主要教人怎么用药的，《黄帝内经》分别从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等方面，结合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作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和认识。迄今在诊治学上仍具有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中到底讲了怎样的养生方法？

　　《黄帝内经》尽管只有13个药方，但这本“老黄历”在现代医学先进浪潮中却始终不褪色。陈四清告诉记者，因为它有着一套举世无双的养生方法。
　　《黄帝内经》说：“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表明再温和的药，也不如平常吃饭，五谷杂粮、瓜果蔬菜的均衡饮食是治病的最佳良方。而这就是现代医疗追求的又一原则：医食同源。将这一原则落实到现代人养生当中，也就是人们最熟悉的方法——药膳。
　　王旭东认为，《黄帝内经》里说：“正气内存而邪不干。”《黄帝内经》根本就不是治病，而是治人。因为它讲究“天人理论”，把人放在地球乃至宇宙一起观察，将人体阴阳调和得与自然一致，也就是达到了现代所说的“健康”。而此时，外来细菌、病毒就没有了生存的环境。
　　谁都是生病了去看病，这也是现代医疗人们求医的惯用套路。而《黄帝内经》的原则之一：未病先防。也就是现代我国准备推行的以预防为主的医疗战略，主张“防病”大于“治病”，并在病变趋势中掌握主动权。
　　很多人都以为心理医生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是为压力过大的都市人治疗精神、心理上的疾病应运而生的。但是，可知数千年之前的《黄帝内经》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心理治疗法，并开始为古人们治疗心病。
　　《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之论》总结出一套“以情胜情法”。与“以毒攻毒”异曲同工，用正常的精神活动来调节不正常的精神活动。
　　这套方法按照五行原理，将人的常见情绪与五行对应：“恐类水、喜类火、忧类金、怒类木、思类土。”而根据五行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找到“以情胜情”的方法：“恐胜喜、喜胜忧、忧胜怒、怒胜思、思胜恐。”
　　按照这套方法，古代行医者见到因各种情绪导致心病的人，无需用药，借助家人、朋友对其施加相克的情绪，就能使其病愈，成了早期的“心理疗法”。

被“百搭”的《黄帝内经》
“名医名家们”怎样借《黄帝内经》上位

　　目前市面上出售的很多养生保健类书籍几乎无一列外地引用了《黄帝内经》的观点或者原文。这是为什么呢？
　　南京中医药大学养生康复教研室主任郭海英教授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追本溯源”，因为《黄帝内经》的确称得上是我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讲的是怎样不得病，怎样使我们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黄帝内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治未病”。《黄帝内经》中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可以去预防，这是很高明的保健措施。但是如果利用“治未病”的理论大肆宣传所谓的一劳永逸的保健养生法那就非常遗憾了！
　　《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所以，和什么医学保健理论都能搭得上边，而且言简意赅，但又寓意深刻，似乎怎么解释都能自圆其说，中医无所指，也无所不指，正因为如此，也很容易被一些伪学者们利用，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把复杂的问题说简单，总之是把读者、观众绕晕了，顺着大家养生、保健特别是祛病的速成心理加以灌输，很多缺乏中医和中国哲学常识的人就很容易深信不疑。
　　现代人为什么喜欢《黄帝内经》？王旭东说，原因在于几千年来中医医学在基础理论方面并没有突破，古代中医和现代科学不一样，《黄帝内经》在细节上不重视，用哲学的观点来诠释医学，比如说“阴阳调和”，这句话如果直接用到临床医学上就会显得玄而又玄，不得其所。
　　中医讲究的是辩证思维，这其中可发挥的空间很大，恰恰需要多年的临床经验来填补。中医生存的重要因素来源于临床效果，也正因为中医的“玄虚”，让一般老百姓觉得深奥、晦涩。这正好让人钻空子，一些没有临床经验的“名医名家”靠着自己的影响力和对中医的一知半解来忽悠人，形成如今养生书籍都靠《黄帝内经》来撑场面。比如曲黎敏的著作中，她的观点认为孩子在1岁之前不能走路，什么原因呢？原来《黄帝内经》中说，一年有24个节气，人的腿上有24根骨头，对应着24个节气，一年过去了，骨头才能长好，方可走路。这不是非常荒唐的观点吗？

靠某一种食物单打独斗背离中医宗旨

　　从泥鳅到绿豆，从白萝卜到固元膏，如今流行的养生食物在中医专家的眼里都只是一笑而过。
　　陈四清说，这些说法猛一听很有道理，但是根本经不起推敲。中医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思维，不是只看一点，如果有人说就吃某一个东西就把什么病吃好，这肯定是骗子，这不符合中医原理。中医看病要辨体，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状况是不同的。有了病不是靠饮食就能治好的，甚至靠药完全能治好的也不对。这都不符合中医的整体思维。《黄帝内经》里讲得很清楚，要想养生至少要从四个方面，饮食、起居、运动、精神。养生光靠食物怎么可能呢？这么说肯定不符合中医原理。
　　陈四清说，比如说当归，大家都知道它有养血补血的作用，但不是只吃了当归就能达到不贫血的目的。临床上不可能是哪一味中药可以治病，中医讲究的方剂，是“组合拳”。

现代中医院校学生难以学到中医精髓

　　《黄帝内经》固然经典，但毕竟存在于2000多年前，文字出入多，语言晦涩难懂，这其中的糟粕也多。因此在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中，《黄帝内经》由原先的必修课变为如今的选修课。
　　陈四清告诉记者，上个世纪90年代，他念大学的时候，《黄帝内经》作为必修课，要上一个学期，120个课时。这门功课也是学生们最为头疼的一门课，古文本身就十分难懂，医学的古汉语就更加难懂，和现代人的生活相差太远，这其中的意境很难把握。因此在学这门功课之前，老师们都会先要求学生背熟，到了临床看病才能领悟，逐渐加深对《黄帝内经》这本中医经典的理解。
　　王旭东表示，如今的学生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现代科学的思维，而中医讲究的辩证和西方的“分子原子”学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维，现代大学生到了大学再重新学习中医，再研读《黄帝内经》这些书的时候根本无法转换思维方式，学不到其精髓。

古人养生是个“系统工程”

　　古人真正的养生术是什么？陈四清说，古人养生是一个系统的方法，而并非现代书上东讲一点西扯一点，毫无体系。归纳起来要做到四点。

　　1.情志调摄养生法

　　中医认为：人有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情志变化，亦称“七情”。其中怒、喜、思、忧、恐为五志，五志与五脏有着密切的联系。此观点被历代医家应用于养生学中，对于情志调摄、防病祛疾、益寿延年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2.起居有常养生法

　　人是自然的组成成分之一，要顺应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必须使自己的生活起居适应天时、地理变化的客观规律而变化，才能保持身体的健康。中医将合理安排起居作息，妥善处理生活细节，保持良好习惯，建立符合自身生物节律的活动规律，以保证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方法，谓之生活起居养生法，又称起居调摄法。

　　3.运动养生法

　　中医认为用传统的体育运动方式进行锻炼，可以活动筋骨，调节气息，静心宁神，从而畅达经络，疏通气血，和调脏腑，达到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的目的。
　　千百年来，人们在养生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融导引、气功、武术、医理为一体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养生方法。源于导引的有五禽戏、八段锦等，源于武术的有太极拳、太级剑等。然而，无论哪种方法用来养生，都讲究调息、意守、动形，都以通畅气血经络、活动筋骨达到调和脏腑的目的。

　　4.饮食养生法

　　早在2000多年前的《周礼》中，就有食医的记载，并“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黄帝内经》在饮食治疗和养生方面有明确的治则，《神农本草经》记载有50种左右的药用食物，《伤寒杂病论》中的食疗内容也很丰富，其中的当归生姜羊肉汤、猪肤汤等，至今仍是临床常用的食疗处方。
　　中医认为，饮食是供给机体营养物质的源泉，是保证生命生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汉书·郦食其传》所说：“民以食为天”，就是这个意思。饮食养生的目的在于通过合理而适度地补充营养，以补益精气，并通过饮食调配，纠正脏腑阴阳之偏颇，从而增进机体健康、抗衰延寿。由于饮食为人所必需，而饮食不当，又最易影响健康，故饮食养生法是中医养生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http://blog.atorm.com/article.asp?id=1599 <![CDATA[关于三国的典故与成语]]> atorm.cyt@gmail.com(atorm) Thu,13 May 2010 14:02:07 +0800 http://blog.atorm.com/default.asp?id=1599
典故

　　六出祁山

　　诸葛亮声东击西，以奇兵“六出祁山”，平取陇右，是避实就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曹魏赤壁战败后，将主力防线布于长江、秦岭，尤其刘备占据荆襄，外接好孙权，故曹操更加紧长江防线。关羽荆州之失，章武三年（223）蜀主伐魏败，曹魏以为“备已死，数多寂然无声”，故“略无备豫”。诸葛亮“六出祁山”，利用陇右诸多有利因素，对尽快形成抗魏统一战线和抗魏统一战线和抗魏联军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擒孟获

　　黄承宗认为，“七擒七纵”的故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后来的《三国演义》和剧本加以渲染，使情节尤为离奇，怪诞不稽。而实际上诸葛亮的南征，他重用地方势力，保障他们的利益；一反两汉以来委官统治，遣兵屯守的政策。他对南中既不用留人，又不留兵，更不用运粮。既笼络了地方首领为他效力，又得到了金、银、丹、漆、耕牛、战马。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使他能专事北伐中原，而后方南中境内保持安定。

　　九伐中原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死于五丈原后，蜀国后主刘禅加封姜维右监军、辅汉将军，统率诸军，进封平襄侯。随后历任司马、镇西大将军，兼任凉州刺史、卫将军、大将军，朝廷授予符节。《三国志》记载，西元238年—262年之间，姜维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

　　三英战吕布

　　“三英战吕布”是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故事情节，叙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在虎牢关与猛将吕布大战的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五回。但不是史实，因为据史书记载，参与讨伐董卓的没有公孙瓒，也没有“三英”，因此小说中“温酒斩华雄”以及“三英战吕布”都是杜撰的。“三英”指刘备（字玄德）、关羽（字云长）、张飞（字翼德）。

　　煮酒论英雄

　　《三国演义》里有两个英雄人物，一个长歌当啸，豪气冲天，指点群雄；一个寄人篱下，一味谦恭，装孬不折本，他们就是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篇绝世妙文把他们两人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其中有一个细节是：操以手指玄德，然后自指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过五关斩六将

　　刘备军被曹操击败,刘、关、张失散。其中关羽被曹操军包围。曹操希望招降关羽，就当事情这样顺理成章的进行时，突然，关羽得到了刘备的消息，因此，立即向曹操请辞，但曹操避而不见，最后，关羽只能不辞而别。由于没有得到曹操的手谕，因此一路之上遭到了层层拦阻，但关羽凭借一己之力，过了五个曹操所辖关隘，立斩曹操六员大将。

　　刮骨疗伤

　　有一次，关羽在战斗中右臂被敌人射中一箭。箭头有毒，毒已入骨，又青又肿，不能动弹。华佗听说关羽箭伤不愈，表示能为他刮骨去毒。手术进行中，华佗刮骨的声音悉悉刺耳，周围的人掩面失色，而关羽却依然饮酒弈棋，若无其事。等到敷上药，缝上线，手术告成，关羽便大笑而起，高兴地说：“先生真是神医。看，我的手臂已经屈伸自如，毫无痛楚了。”华佗也说：“我一生行医，没有见过象您那样沉着坚强的人，真是大丈夫！”

　　败走麦城

　　汉建安二十四年，蜀将关羽在败走麦城时为吴将截获，被斩于临沮。后以"走麦城"喻陷入绝境。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蜀将关羽失守荆州，退守麦城，在此演出了一场千古悲剧。麦城因此闻名中外。麦城现留有残垣断壁。南北长600米，宽100米，高30米，似一座小山，横卧在沮水河畔。清同治《当阳县志》记载：“麦城在县东南五十里，沮漳二水这间，传楚昭王所筑。三国时，关羽为孙权所袭，西走麦城即此”。

　　单骑救主

　　《三国志-卷三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记载“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本属公孙瓒，瓒遣先主为田楷拒袁绍，云遂随从，为先主主骑。一及先主为曹公所追於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迁为牙门将军。先主入蜀，云留荆州。”。此事还见于《云别传》。

　　舌战群儒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品，其中的“诸葛亮舌战群儒”一回更是精品中的精品。《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只身随鲁肃过江、游说东吴群臣。时值刘备新败，退守夏口，曹操大军压境，东吴上下主降之风日盛。在此情势下，诸葛亮以其超人的胆识同东吴群儒展开舌战，并以其滔滔辩才使对手一个个皆成“口”下败将，并最终说服了孙权，使孙刘联盟共抗曹操的局面得以形成。

　　火烧新野

　　火烧博望坡之后，曹操卷土重来，派曹仁和曹洪大军进攻新野。诸葛亮料新野呆不了，就留下空城，民房屋上藏硫磺等引火之物。曹军进城之后住入了民房。夜里狂风大作，埋伏在城外的刘备军往城里射火箭。大火迅速烧起来。曹兵逃奔出城，被刘备军截杀，大败而归。

　　三气周瑜

　　这是三国演义里的一个故事，小说虚构，为了美化诸葛亮而故意贬低周瑜，正史上并无此事，并且周瑜气量也非常宽宏，与演义描写的完全不同。“三气周瑜”时诸葛亮在山上弹奏《长河吟》，自叙对周瑜《长河吟》之曲倾心思慕，所以重金求来，又分析天下鼎足三分之势，言语中殷切劝导之意十分动人。而周瑜回答的则很简单：“我既为东吴之臣，便与吴主谋事！”

　　羽扇纶巾

　　羽扇纶巾所指乃是周瑜，非是诸葛亮。周瑜文韬武略，尽显英雄气概，之所以用羽扇纶巾来形容他就是要体现出他的儒将风采。儒，指文人雅士。将，指大将风范。周瑜在诗中尽显文人雅士的高尚情操，又不失战火纷飞中的大将风范，实乃人中豪杰！周瑜一生征战，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横行天下的报负；周瑜少年得志，风度可人，议论英发，有口皆碑；周瑜文采超群，精于音乐，即使是酒后，仍能听出乐人演奏的音乐中的很细微的疏失。

　　木牛流马

　　也许是否受了鲁班木车马的启发，约1700 年后，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用其在崎岖的栈道上运送军粮，且“人不大劳，牛不饮食”。与王充记载鲁班木车马的寥寥数语相比，《三国志》、《三国演义》等书对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的记述可算是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极为详尽了。但不知为什么，陈寿和罗贯中等对木牛流马的制作原理和工艺却不提一字。

　　火烧连营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为报吴夺荆州、关羽被杀之仇，率大军攻吴。吴将陆逊为避其锋，坚守不战，双方成对峙之势。蜀军远征，补给困难，又不能速战速决，加上入夏以后天气炎热，以致锐气渐失，士气低落。刘备为舒缓军士酷热之苦，命蜀军在山林中安营扎寨以避暑热。陆逊看准时机，命士兵每人带一把茅草，到达蜀军营垒时边放火边猛攻。蜀军营寨的木栅和周围的林木为易燃之物，火势迅速在各营漫延。蜀军大乱，被吴军连破四十余营。

　　吴下阿蒙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连环计

　　庞统使曹操战舰勾连，而后纵火焚之，使不得脱。则连环计者，其结在使敌自累，而后图之。盖一计累敌，—计攻敌，两计扣用，以摧强势也。如宋毕再遇赏引敌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布地上。复前博战，佯败走。敌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乃就食，鞭之不前。遇率师反攻，遂大胜。皆连环之计也。

　　大意失荆州

　　关羽当时远征樊城，荆州空虚。曹操采纳司马懿之计，一面调五万精兵去救援樊城，一面联结东吴，叫孙权暗袭荆州。那时，东吴守将是大将吕蒙，很厉害。关羽为防吕蒙，留下重兵防范，吕蒙难攻。这时，陆逊献计说：“关羽自恃英勇无敌，所怕的就是你。如果将军辞职，关羽一定中计。”吕蒙依计而行，关羽果然中计，便把荆州重兵调来攻打樊城。结果，吕蒙率吴军攻破荆州。关羽被迫走麦城。

　　白帝城托孤

　　白帝托孤的背景是关羽所守的荆州被吴国攻占，关羽兵败被俘，不降，被杀。刘备闻后尽起全国大兵去讨伐吴国，为关羽报仇。但是刘备被吴火烧联营，大败后兵败退到白帝城，一病不起，刘备对诸葛亮说：“如果你看阿斗是个当皇帝的料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是个当皇帝的料子，你就把他废黜了，你自己当皇帝吧。”诸葛亮一听立刻跪下说：我一定会全心全意辅佐刘禅的，绝不敢有一点自己当皇帝的意思。一定会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空城计

　　三国时期，魏国派司马懿挂帅进攻蜀国街亭，诸葛亮派马谡驻守失败。司马懿率兵乘胜直逼西城，诸葛亮无兵迎敌，但沉着镇定，大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弹琴。司马懿怀疑设有埋伏，引兵退去。等得知西城是空城回去再战，赵云赶回解围。

　　华容道

　　“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是世人皆知的一个故事，《三国演义》中的重点篇章。小说写赤壁战前，诸葛亮算定曹操必败走华容，且夜观天象，曹操不当身亡，考虑到曹操与关羽有恩，于是派关云长把守华容道，留个人情与关羽做。小说又写曹操果然由乌林向华容道败退，并在途中三次大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未在险要处暗设伏兵。

　　草船借箭

　　诸葛亮“草船借箭”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故事之一。读了这段故事，常常使人对诸葛亮的聪明才智赞叹不已。《三国演义》是小说，虚构成分极多，正史上草船借箭是发生在孙权与曹操的濡须之战，孙权坐船亲自去刺探曹操的军情，被曹操发现命令士兵射箭攻击，孙权的船被射歪差点沉了，他便让船掉个头让箭继续射，这样一来船就平衡了，孙权就把船开走了。孙权的聪明让曹操十分感叹，留下一句名言“生子当如孙仲谋”。

　　清尘浊水

　　释源：曹植《七哀》诗。其诗曰：“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说解：这是一首思妇之怨诗，写明月之夜，思妇登楼企盼夫归的哀怨情怀。“清路尘”盖喻征夫，“浊水泥”乃抒情主人公自喻。两句比喻说明其“浮沉各异”之势，无以相会。一说“清路尘”喻曹丕，“浊水泥”喻自己，说明“浮沉各异势”的骨肉之亲，不得会合。
　　后遂以“清尘浊水”比喻人的身份、处境不同，彼此隔绝而无法会台。明李昌祺《剪灯余话·田洙遇薛涛联句记》：“歙漆阿胶忽纷解，清尘浊水何由逢？”

　　平视获罪

　　释源：《三国志》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刘帧传》：“帧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裴注：《典略》曰：“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帧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帧。”
　　说解：依封建礼制，臣面君自当伏拜，既赐平身乃敢平视。刘帧平眼正视曹丕夫人——后来的甄皇后，曹操故以不敬治其罪。
　　后以“平视获罪”比喻对女子不敢公然相看。唐李商隐诗《天平公座中呈令狐相公》后两句“虽然同是将军容，不敢公然仔细看”，即暗中反用刘帧平视甄夫人而获罪之事。

　　煮豆燃萁

　　释源：《世说新语·文学》：“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说解：“煮豆燃萁”比喻曹丕曹植兄弟二人同胞手足自相残杀。后世用以比喻骨肉相残，如清浴日生《海国英雄记·投诚》“因此上蔑王章，残百姓，煮豆燃萁，惹朝廷劳兵转饷。”或称曹植之才，以“七步成诗”或“七步成章”、“七步之才”比喻人有才气，文思敏捷，如《醒世恒言》：“从来宠贵起猜疑，七步成诗亦可为。堪叹釜萁仇未已，六朝骨肉尽诛夷。”明高明《琵琶记·春宴杏园》：“休道是七步成章。”《初刻拍案惊奇》：“适间秋千词，虽是流丽……真个七步之才，也不过如此。”

　　穷途之哭

　　释源：《魏氏春秋》。《世说新语·栖逸》：“阮步兵啸闻数百步。”刘孝标注：《魏氏春秋》：“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晋书·阮籍传》亦载其事，文字略同。
　　说解：阮籍不拘礼俗，行不由径。“穷途之哭”本指他因车无路可行而痛哭，也形容因身处困境而悲哀。如王勃《膝王阁序》：“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北周《庚子山集·拟咏怀诗（之四）》：“唯彼穷途哭，知余行路难。”

　　浮瓜沉季

　　释源：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
　　说解：浮瓜沉李，本谓把瓜和李子放到水中，后指用冷水果解暑，或为消夏乐事之称。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唐都人伏天，于风亭水榭，雪槛水盘，浮瓜沉李，流杯曲沼，通夕而罢。”苏轼《答苏伯固三首》：“位计龙舒为多，大盆如命取去，为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

　　迅风振秋叶

　　释源：《三国志·魏志·辛毗传》：“袁尚攻兄谭于平原，谭使毗诣太祖求和。太祖将征荆州……毗对曰：‘……今往攻邺，尚不还救，即不能自守。还救，即谭踵其后。以明公之威应困穷之敌，击疲弊之寇，无异迅风之振秋叶矣。’”
　　说解：迅，迅疾。振，摇落。迅风振秋叶，即急风横扫秋叶，形容气势之强，不可阻挡。又作“秋风落叶”，乃引申用法，形容一扫而光。宋·洪迈《夷坚乙志·齐先生》：“诸公见其高门华屋，上干霄汉，三年之后无一瓦盖头矣……虽蹇驴亦无有矣，人言秋风落叶，此真是也。”

　　梁上君子

　　释源：《后汉书·陈蹇传》：“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蹇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颡归罪。”
　　说解：梁上君子，本指栖身陈蹇宅中房梁之上欲行盗窃的人。后泛指窃贼。苏轼《东坡志林》三：“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人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数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

　　单刀赴会

　　原指关羽只带一口刀和少数随从赴荆州宴会。后泛指一个人冒险赴约。有赞扬赴会者的智略和胆识之意。这次“单刀会”，经戏剧家、小说家敷衍，关羽成了英雄，鲁肃反成了鼠目寸光、骨软胆怯的侏儒。那是艺术家的创造，并非历史。鲁肃一手促成了孙刘联盟，并为之“守之终身而不易”（王夫之语）。所以，刘备、孙权都逐渐强大，建立了与曹魏抗衡的蜀、吴二国，中国历史上才出现了三国时期。

成语

　　不出所料

　　谗言之可怕处，就是传播者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哪怕是一丁点。
　　出自：《三国演义》第三十一回“曹操仓亭破本初玄德荆州依刘表”：逢纪因谮曰：“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

　　不知所云

　　诸葛亮这一生，诚恳忘我的工作，就是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情动难已，连自己说些什么话都不清楚。
　　出自：诸葛亮《前出师表》：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乘虚而入

　　田丰的这一提议，已经超出了袁绍的所能理解范围之内，因而不能采用，若袁绍能听取此计，那北方的天下也就可能不姓曹了。
　　出自：《三国志.魏书六.董二袁刘传第六》：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於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仰人鼻息

　　公孙瓒的大兵压境，倒是让袁绍白白地捡了“入主冀州”这个大便宜。韩馥的行为实为不智，大大的地盘拱手让于人，从让人仰鼻息百而转变为仰他人鼻息。
　　出自：《三国志.魏书六.董二袁刘传第六》：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谏馥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乃欲以州与之？”

　　伯仲之间

　　将班固提到了傅说的高度，不知傅说他老人家是否能答应。
　　出自：曹丕典论：“傅说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

　　作奸犯科

　　在法律面前，人人生而平等，不管你地位如何，每个人行为如何，都因有有关机构来执行。诸葛亮提醒人们，有罪无罪，有法律说了算。
　　出自：诸葛亮《前出师表》：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

　　偃旗息鼓

　　有勇无谋，是谓匹夫；有谋无勇，是谓文士；有勇有谋，方为大丈夫。
　　出自：《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引《云别传》：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

　　手不释卷

　　经诗书文籍熏陶的曹丕，虽在统一大业上没有什么建树，可文学修养却是非其他君主扩一般文士所能匹敌的。
　　出自：曹丕《典论》，其自叙：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

　　月明星稀

　　这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曹操在写诗时观察得很仔细，月亮明亮了，星星的光芒自然也就暗淡了许多，现在还有人在写文章时还会用“星月交辉”的词来，应当好好地读读这道诗。
　　出自：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难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周郎顾曲

　　周郎风采，令人想往。
　　出自：《三国志.吴书九.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顾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品头论足

　　半吊子水的人，自以为才华快要溢出，往往就好这调调。
　　出自：《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九.诸夏侯曹传第九》引《魏略》：晏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俊，常为名士品目。

　　绝伦逸群

　　诸葛亮的这顶送给关公的高帽子，于无形之中，化解了一场武将的纷争。
　　出自：《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第六》：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一身是胆

　　用这词形容云哥，再也恰当不过，刘备的眼光及识人高人一等。
　　出自：《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第六》引《云别传》：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作乐饮宴至暝，军中号云为虎威将军。

　　才高八斗

　　这个成语，与三国人物有关，与三国事件无关，一个有些才能的南朝宋国山水诗作家，再一次喝醉之后，说出的狂妄之言。
　　出自：《释常谈.八斗之才》：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望梅止渴

　　《世说新语.假谲》：“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此事发生在一个夏天，曹操率领军队去讨伐张绣，当时，那个天气叫热，吐口唾沫出去，立时就给蒸发掉了，何况是还要在曲折的山道上行军，几个体弱的，一时抗不住，都倒在了路边，战士们一片哀声载道，大有兵变之势。
　　曹操想，这可不行啊，捅出了漏子，大家都要玩完。于是，手搭凉棚，便在向前望了一会后，说道：“哇噻，好大的一片梅林，从我那如望远镜般的眼睛中可以看见，那梅子又大又好吃，酸中带甜，甜中透着酸，一定解渴。”
　　士兵们一听，嘴里的哈喇子流了一地，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焕发，大步流星地快速向前，从而来到了水源之地，大大地痛快地喝了一回。

　　探囊取物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关公纵马上山，众将尽皆称贺。公献首级于操前。操曰：“将军真神人也！”关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操大惊，回顾左右曰：“今后如遇张翼德，不可轻敌。”令写于衣袍襟底以记之。
　　关公以曹操说的这句话，好似给张飞打了免费宣传广告，燕人张翼德的万人敌的形象，在阿瞒的心中深深地扎了根，并且延续到了多年以后的，长坂坡。
　　那一日，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
　　曹操数万军队，无一敢动，其中还包括了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许褚等诸位名将，真所谓众星云集，星光熠熠，可这些的到来，也不只过是为了烘托张飞这光辉的明月。
　　曹操想起关公当年的话，回顾左右道：“我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
　　其言未了，张飞一声大吼：“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见其未答，张飞又是大喝：“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
　　“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如鱼得水

　　《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於是（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原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却说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关、张见说，不言而退。
　　得了诸葛亮后的刘备，不仅是如鱼得水，更是如虎添翼，这个混了半生，也没有一块落脚之地的一代英雄，终于是找到了自己理想的最好规划人，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纵横天下，开创了三分之一的天下。

　　乐不思蜀

　　《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三.后主传第三》引《汉晋春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
　　《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九回：“假投降巧计成虚话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乃问后主曰：“颇思蜀否？”后主曰：“此间乐，不思蜀也。”
　　司马昭一次与刘禅及受降的蜀官会宴，故意地将蜀人扮蜀乐在宴前舞戏，众蜀官因思乡之情无不落泪，只有刘禅依然如故，嬉笑自若。
　　于是，司马昭便问道：“不想念蜀国吗？”
　　刘禅立即回答道：“在这里，太快乐了，不想念蜀国。”
　　最为有趣的还在后面：
　　郤正知道了这事后，对刘禅说道：“下次司马昭若是再问你同样的问题，你就哭着回答他说：‘先人的坟墓都在蜀国，怎么能不想呢，天天想，日日想，夜夜想，没有一时一刻不想，就如情人般想。’”
　　后然，司马昭又一次问起了这个问题，刘禅倒是想哭着来的，可是情绪培养不够，又因司马这次突袭太突然，应准备的辣椒水、催泪弹等等都没有配备周全，因而只得故作沉痛沉，闭着眼睛，将郤正所教的话，一字不搬地，重新复述了一遍。
　　司马昭假意吃惊道：“你这话说得，怎么跟郤正说的一模一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面铸出来的。”
　　刘禅真的是大吃一惊，马上就睁开了眼，说道：“是啊，是啊，就是他教我这么说的。”
　　正如司马昭所说的，即使有诸葛亮在，也不能将他辅作的周全，何况是各方面的能力都不如诸葛亮的姜维呢？
　　有人说，刘禅这样做，是学他那曾寄于曹操屋檐下的英雄父亲刘备般，行韬光养晦之计呢，但我更相信，这是人没心没肺的体现。

　　大器晚成

　　《三国志.魏书十二.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
　　崔琰有大才，贤名远著，袁绍二子争着要他，曹操评其为：“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陈寿更是大赞其：“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
　　可见其声望之隆，在当世名士，可说是数一数二的。
　　而他在识人方面，更有其独到的一面：
　　孙礼、卢毓刚踏上政坛时，还是一个没有名望、没有地位的小职员，而见过两人的崔琰却评道：“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链不消，皆公才也。”
　　果然，多年以后，这两人都成了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上面的这个成语，就出自他的另一次评论：
　　崔琰有一个从弟名为崔林，因没有声望，就连族中自己人都看不起他，崔琰却说道：“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
　　果然，这一次又被他言中了，崔林后来位列公辅，风光一时。

　　七步成诗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兄逼弟曹植赋诗侄陷叔刘封伏法”：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闻之，潸然泪下。

　　三顾茅庐

　　诸葛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三国演义》把刘备三次亲自请诸葛亮的这件事情，叫做“三顾茅庐”。诸葛亮在著名的《出师表》中，也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之句。于是后世人见有人为请他所敬仰的人出来帮助自己做事，而一连几次亲自到那人的家里去的时候，就引用这句话来形容请人的渴望和诚恳的心情。也就是不耻下问，虚心求才的意思。

　　鞠躬尽瘁

　　《后出师表》：“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后出师表》最先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引《汉晋春秋》之载，并说“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
　　所以此篇，是否为诸葛亮所写历来有争议，各人看法不一。
　　认为是的说，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应是十分熟悉，如是伪作，他应不会明目张胆地收入《默记》。
　　陈寿之所以不收此表，是因为不敢犯了司马氏之讳，因为表里面骂他们为魏贼。
　　东晋的习凿都把它收入了《汉晋春秋》，当然是可靠的。
　　认为否的说，里面的史实错误太多，所例举曹操的几次失利及赵云死的年份，都是很好的例证。
　　再者诸葛亮的口气不对，不仅对刘禅豪无尊君之心，就连对自己一直以来倡导的北伐丧失了信心。
　　但不管怎么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是诸葛亮一生的最好写照，为刘备的江山勤奋工作，就曾未有懈怡过。
　　《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第五》载：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於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扇火止沸

　　释源：《三国志》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陶谦传》：“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拨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数万，泗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郯。太祖以粮少引军还。”裴注：“《吴书》曰：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诏日：‘今海内扰攘，州郡起兵，征夫劳瘁，寇难未弭，或将吏不良，因掾讨捕，侵侮黎民，离害者众；风声流闻，震荡城邑，丘墙惧于横暴，贞良化为群恶，此何异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
　　说解：沸，沸腾，指开水。原意是用扇风助火的办法来阻止水的沸腾。比喻处事方法适得其反。

其他成语

　　一手包办【出处】三国志魏志典韦传：「韦一手建之」

　　一举两得【出处】三国志魏志臧洪传：「将以安社稷，一举两得。」

　　一臂之力【出处】三国演义第二十回：「愿助兄一臂之力，共诛国贼。」

　　一亲芳泽【出处】曹植洛神赋：「芳泽无加，铅华无御。」

　　七步成诗【出处】世说新语文学：「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下笔成章【出处】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

　　不出所料【出处】三国演义第三十一回：「丰在遇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固不出吾之所料。』」

　　不容偏废【出处】三国志蜀志魏延传：「不忍有所偏废。」

　　乘虚而入【出处】魏志袁绍传：「将军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

　　五内如焚【出处】蔡琰悲愤诗：「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

　　人生如寄【出处】魏文帝善哉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曹植仙人篇：「俯观五岳间，人生如寄居。」

　　仰人鼻息【出处】后汉书袁绍传：「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鼓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

　　伯仲之间【出处】曹丕典论：「傅说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

　　位极人臣【出处】吴志孙綝传：「因缘肺腑，位极人臣。」

　　出言不逊【出处】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此人出言不逊，何不杀之。」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出处】三国演义第一回：「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危在旦夕【出处】三国演义第二回：「天下危在旦夕，陛下尚自与阉宦共饮耶？」

　　危急存亡之秋【出处】诸葛亮前出师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名不虚传【出处】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兵精粮足，名不虚传。」

　　同符合契【出处】三国志吴志孙传注：「一与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

　　敝帚千金【出处】曹丕？典论论文：「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见自见之患也。」

　　廊庙之器【出处】三国志蜀志许靖传：「虽行事举动，未悉允当，蒋济以为大较有廊庙之器也。」

　　探囊取物【出处】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我向曾文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

　　文思泉涌【出处】文选曹植王仲宣诔：「文若春华，思若涌泉。」

　　旦夕之危【出处】三国志蜀志孟光传：「旦夕之危，倒悬之急。」

　　明眸善睐【出处】文选曹植洛神赋：「明眸善睐，靥辅承权。」

　　土崩鱼烂【出处】陈琳？与魏文帝书：「焉肯土崩鱼烂哉！」

　　如入无人之境【出处】三国演义第七回：「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

　　妄自菲薄【出处】诸葛亮？出师表：「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意，以塞忠谏之路也。」

　　孑然一生【出处】三国志吴志陆瑁传：「孑然无所凭赖。」

　　对酒当歌【出处】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屈指可数【出处】三国志魏志张合传：「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

　　周郎顾曲【出处】三国志吴志周瑜传：「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顾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呼风唤雨【出处】三国演义第一回：「角得此书，晓夜攻习，能呼风唤雨。」]]> http://blog.atorm.com/article.asp?id=1598 <![CDATA[《易经》智慧：绝境中寻求转机]]> atorm.cyt@gmail.com(atorm) Thu,13 May 2010 13:52:47 +0800 http://blog.atorm.com/default.asp?id=1598 算命的书。随着科技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易经》越来越受到中外科学界、文化界的重视，西方学者称之为“一部奇妙的未来学著作”。
　　《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我们又如何才能够读懂古老而神秘的《易经》？而懂了《易经》的道理，对于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意义呢？
　　六十四卦代表了什么？是我们的祖先把宇宙所有的事情归纳起来，概括成的六十四种代表情境。六十四卦对我们的人生究竟有什么作用？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按图索骥，明白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应把握的基本原则，清楚怎么应对。《周易》中运用八卦预测信息的方法的发明，正是我国人民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实践很好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易卦及《周易》，是个储存量很大的信息库。
　　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每个人的卦也都是由自己画的。
　　本期开始，我们就从成语典故入手为您通解《易经》的符号，探求《易经》的生存智慧在生活中的应用法则。

易理应用

　　无论是老子的福祸相依还是《淮南子》中的塞翁失马，无论是老百姓信奉的“吃亏是福”，还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吟咏，都体现了大道同源的道理，它们都可以理解为是“否极泰来”“剥尽复返”的演绎版，《周易》的这四个卦构成的两个格言启迪了我们的智慧：“困难时、低谷时信心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那么具体说来，我们在生活陷入低谷时，应该怎样借用易经的智慧来思考呢？
　　应该从这样四个方面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
　　一、要相信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是事物本身的规律。首先树立信心，记住“有信心就有希望赢。”
　　正如黑夜之后必然是黎明；严冬过后必然是春意一样，这些规律是客观的，不管你相信与否，它就是这样运行的。一走入人生严冬的谷底，距离百花争艳的春天还会远吗，失意落寞之时不妨用吉人自有天相宽慰自己，要知道，山重水复之地往往也就是柳暗花明之时。
　　二、不要相信运气、点子之类的东西，所谓坏运气，很大程度无非是自身不愿正视现实的一个借口，考试失利、升迁无望、生活当中诸如此类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统统归结为坏运气，反躬自省这一切不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托词吗。
　　三、要相信无论是强大的对手，还是强大的困难，总会有弱点、有漏洞。而那个弱点和漏洞，就是你绝地反击反败为胜的机会。这个时候，冷静最重要。沿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无数外强中干的例子将博你会心一笑，官渡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实例，战争之前，面对敌强我弱的局势，曹操的首席智囊郭嘉丝毫未让敌方兵强马壮的表象左右自己的判断，而是独具慧眼地看清敌人色厉内荏的本质，从而向曹操提出了“绍(袁绍)有十败,公(曹操)有十胜”这条著名的论断。
　　四、要准确判断自身的实力，及时调整战略，等待合适时机，做出与自身能力、客观条件、大环境相符的正确选择，要知道一蹶不振者没有机会，没有自知之明一味蛮干者同样没有机会。

否极泰来

　　【卦名通解】

　　否、泰，《周易》中的两个卦名。
　　否卦，上卦三阳爻为乾卦为天，下卦三阴爻为坤卦为地，天阳之气是清的，运动规律是上行的，地阴之气是浊的，运动规律是下行的，卦象显示出天地不交、阴阳不通之象。
　　以一个团体比喻象征团体的领导高高在上，不关心百姓生活，官民关系紧张。矛盾的双方不沟通，不交流，当然无助于矛盾的解决。否卦的卦辞说：否卦，遇到了小人，不利君子守正，好的局面过去了坏的局面到来了。
　　泰卦，上卦三阴爻为坤卦为地，下卦三阳爻为乾卦为天。地阴之气是浊的，运动规律是下行的，天阳之气是清的，运动规律是上行的。正是天地相交、阴阳相通之象。
　　以一个团体比喻象征团体的领导能够放下身姿，礼贤下士，到群众中去，关心百姓生活，倾听民间疾苦，官民关系和谐。矛盾的双方得以沟通，得以交流，当然有助于矛盾的解决。泰卦的卦辞说：泰卦，不好的局面过去了，好的局面到来了，吉利，亨通。
　　否极泰来寓意逆境达到极点，就会向顺境转化。指坏运到了头,好运就来了。用哲学的理论来讲，就是事物总是互相转化的：一个人不可能总是处于坦途，也不可能总是处于逆境，有失败当然也会有成功。人生总是变幻莫测的，在自己功成名就的时候，不要贪得无厌，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在自己遭遇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半途而废，轻言放弃，因为成功往往是从失败中得来的，在失败中找到失败的根源，最终会反败为胜。

　　【经典案例】

　　一个战败的将军，拖着疲惫的身体，躲进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他的军队被敌人打散，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躺在地上，呆呆地望着屋顶。忽然，他发现一只蜘蛛在屋顶的一个角落里织网，风很大，这只蜘蛛费了好大劲才把两根蛛丝固定住，下面它开始进行最艰难的工作，编蜘蛛网。风太大了，每次都快结成网时，被风吹破。一次，两次，三次……将军默默数着，蜘蛛一共结了七次，也被风吹破了七次。将军自言自语：“你也是失败了七次。”当蜘蛛第八次织网时，将军说：“放弃吧，你已经尽力了。”但蜘蛛没有，蜘蛛再次仔细检查了着力点，慢慢地，将一根蛛丝再次接了起来，这一次它成功了。将军跳起来，大声说道：“它可以成功，我也可以。”于是，将军整了整衣帽，走出茅草屋，重新召集被敌人打散的兵马，与敌人再一次进行决斗，终于打败了对手，凯旋而归。他就是英国将军——威灵顿。威灵顿在不久之后的滑铁卢战役中，最终打垮了拿破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的形象出现在5英镑纸币上，他后来又担任了英国首相、陆军元帅。

　　【易理启示】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家，面对过于强大的对手，暂时的失利总是在所难免的，但无数次战争带来的不可复制的经验，军队中崇高的威望带来的众望所归的期许，这些资本都在己方实力上添加了无形的筹码，一方是东山再起、绝地反击的败军之将，一方是强弩之末、骄气日盛的常胜将军，短兵相接之时，昔日的败将终于一战成名,改写历史。
　　看似一件微不足道的蜘蛛结网的小事，激发出威灵顿战胜自我的勇气，让我们明白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恰恰是自己。

剥尽复返

　　【卦名通解】

　　剥、复，《周易》中的两个卦名。
　　剥卦，上卦为艮卦为山，下卦三阴爻为坤卦为地，山阳之气是清的，运动规律是上行的，地阴之气是浊的，运动规律是下行的，卦象显示出天地不交、阴阳不通之象。
　　以一个家庭比喻象征丈夫高高在上，只关心自己权益，不关心妻子生活，夫妻关系紧张。矛盾的双方不沟通，不交流，当然无助于矛盾的解决，只能使矛盾激化。剥卦的卦辞说：不利去做事情。
　　复卦，上卦三阴爻为坤卦为地，下卦为震卦为雷。地阴之气是浊的，运动规律是下行的，雷阳之气是清的，运动规律是上行的。正是天地相交、阴阳相通之象，以一个家庭比喻象征丈夫能够放下身姿，关心爱护妻子，夫妻关系和谐。矛盾的双方得以沟通，得以交流，当然有助于矛盾的解决。泰卦的卦辞说：复卦，亨通，出入都顺利，朋友来聚会，好的局面再次回来，前去做事吉利。
　　剥尽复返同样寓意逆境达到极点，就会向顺境转化。指坏运到了头,好运就来了。

　　【经典案例】

　　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少时即显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不料却因此遭人嫉妒暗算。师弟庞涓把孙膑骗到魏国砍掉了孙膑双脚，并在他的脸上刺上犯罪的标志。孙膑倒卧在血泊之中，他再也站不起来了，而且，还有人时时刻刻监视着他。必须想个脱身之法才是。不久，孙膑疯了，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叫闹个不停。庞涓听说了这些，并不相信，便叫人把他扔到猪圈去，又偷偷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倒在猪圈里，弄得满身是猪粪，甚至把粪塞到嘴里大嚼起来。庞涓认为孙膑是真疯了，从此看管逐渐松懈下来。孙膑藏身于齐国使臣的车子里，秘密地回到了齐国。公元前354年，庞涓发兵8万，以突袭的办法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包围。孙膑趁魏国国内兵力空虚之机，发兵直取魏都大梁，迫使魏军弃赵回救。主将庞涓被活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

　　【易理启示】

　　一个少年得志的人，本来前途无量，却突遭横祸，受尽凌辱，没有了双脚，但他能够凭借才华、谋略在人类军事史上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靠的是什么？是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顽强的意志；是竞争激发出的无限潜能；是清醒的头脑、冷静地判断：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对对手实力的准确评估。
　　看起来是灭顶之灾，前路漫漫、危机四伏，胜算的几率微乎其微，但只要有冷静的头脑，清醒地分析自己的实力，然后寻找转机。记住，你只能被打败，但绝对不能被打垮。]]> http://blog.atorm.com/article.asp?id=1597 <![CDATA[佛教送给中国的礼物]]> atorm.cyt@gmail.com(atorm) Thu,13 May 2010 13:46:35 +0800 http://blog.atorm.com/default.asp?id=1597 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12年。公元13 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佛教在中国的传承

　　佛教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1998年，我担任“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的秘书长，有关部门在纪念活动的批示上加了四个字——“隆重热烈”，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重视。这种重视其实也反映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看法，我们已经把佛教看成是自己的宗教、文化了。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年间，博士弟子秦景先（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为佛教初传标志。至今，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12年。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南亚、东南亚地区有从印度传出的南传佛教，但是无论从数量、规模、典籍的保存等各方面来说都没法和中国相比。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佛教在中国发展并向越南、日本、韩国延伸，形成整个东亚大的佛教文化圈。并且早期从日本，现在又从中国向欧洲、美洲传播，所传的佛教都是以中国为主。
　　中国的佛教还有着特别丰富的内容，从佛教历史上看产生了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大部分是上座部佛教，云南西双版纳也属上座部佛教，过去我们称之为“小乘佛教”）、汉传佛教（又称为“大乘佛教”）、藏传佛教（西藏、蒙古地区，过去称为“蒙藏佛教”）。因此，中国佛教具有四大语系：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蒙古语系。按照最新观点，我们以具有《大藏经》为标准，将佛教分为六个语系。除了梵语、满语之外，其他比较活跃的四个语系，汉传、藏传、南传、北传佛教，其传承都在中国的大地上。
　　过去的概念里没有把汉传佛教与北传佛教进行区隔。在近期举行的“蒙古佛教高层文化论坛”上，我们世界宗教研究所提出观点认为蒙藏佛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蒙古族对佛教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与西藏相比，有很大的独立性。蒙古佛教有自己独立的经典，蒙古语的经典《丹珠尔》《甘珠尔》就是蒙古文《大藏经》，而且有自己的传承，有自己的呼图克图——活佛。
　　从内蒙古到蒙古，再到俄罗斯的几个共和国，已经形成很大的用蒙古语传播的佛教，把这些笼统地概括为藏传佛教，现在看来概念上是有缺陷的。
　　过去把蒙藏佛教称为“喇嘛教”，“喇嘛教”在涵盖面上很清楚，但用词不科学，相当于以“和尚教”代称佛教，是不合适的。我的老师任继愈先生在改革开放后撰写《中国佛教史》时用“藏传佛教”替代了“喇嘛教”的称呼。不过近几年来，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藏传佛教”的说法使人看不清来龙去脉，使蒙古这么大的一个区域、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传承湮灭在“藏传佛教”的概念里，而“藏传佛教”则被等同于“藏族佛教”。
　　我们现在确定语系的前提是有独立的《大藏经》，蒙古族有对《大藏经》的全部翻译和整理，甚至在汉语本里已经散佚的，在蒙语本中还有保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在学术上对一个客观的历史状态做描述。
　　认识到佛教在中国的四个传承，有助于全面、真实地认识历史。从中亦可见，佛教对中国文化有着全面、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众生平等的博大精神

　　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中自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实，儒、道、佛以及其他文化又是相互影响，合为整体的，需要我们去有机地继承。
　　如果把人生中需要的传统文化比做一个房子，那么儒家是这个房子的大门，其他诸子百家都是窗户，其中两个大的窗户就是道和佛。没有窗户，房子会显得闷；没有大门，就没有可进出的“道”了。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形成一个体系，就是影响中国人思想的传统文化。
　　但是，中国人从来都分得清主从、本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直到现在，中国仍以“三省”来评价一个人。古代把读书人称为“儒生”，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儒生”就是狭隘地只指儒家，只看儒家的书，而是博览群书、读遍各家的。例如受儒家教育的人在商场、战场会很自然地应用兵家思想，而在生活中又秉承佛道精神，这在中国是极其正常而普遍的现象。
　　拘泥于孔孟学说，甚至其中很小一部分的“迂儒”才是狭窄而不全面地看儒家学说。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就有人纠字眼说“人”“众”指的是士人。其实，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亲亲仁仁”，只不过这个“亲”和“仁”不是毫无差别的。这是实事求是的，人不可能达到对所有人一样的爱，因此，礼有差等，爱有亲疏，这是客观的、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从儒家的很多观点来看，儒家是人生的哲学、人间的哲学，是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的，非常抽象的，脱离了人们生活的哲学。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社会之中，儒学还是会成为很有教益的指南。这个指南不一定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给儒学作了补充，并且吸收了儒学的基本思想。比如孝顺，佛教在印度有这个因素，有对父母的情感，但是不突出，加上早期佛教讲究“灰身灭智”，不太强调家庭关系。进入中国之后，出家则是大孝，在家是小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为历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众生为父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是把儒的仁爱精神扩大了。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大家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这个扩展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古代虽然不讲“环保”这个概念，但中国人对鸟兽、对生灵都是很珍惜的。
　　佛教的某些思想也曾被认为是迷信落后，我认为，脱离历史条件，以某一时期的科技发展来盲目地批判历史是不对的。例如轮回思想，就有其积极意义。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但现实生活并不全是这样，无法兑现的时候，人们积善的信心就可能动摇了。佛教提出业报轮回的观念，与先前的思想区别在于：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引发和造成的，由他本人承担。父母这一代做的好事是由父母自己在来生得到回应，儿女自己带来的后果受到“恶报”，也跟父母无关。这样就从一个整体家族的互相责任，归结到每个人要对社会负责任。
　　轮回观念在两个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一个方面是让人们有信心，做一个好人，此生不能做完的，来世还可以继续未尽的事业，这就是“死而不已”。所以，佛教在历史上是给人们带来期望的，哪怕最苦难的时候，还有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对那些志士仁人而言。另一方面，轮回观念对遏止人们做坏事有很大的作用，就像一个无形的警察要求人自律。除了道德说教、教育以外，自律在古代中国最有效的就是佛教的轮回观念所带来的。做了恶事要负责任，就是本人要受到报应，这是很让一些人的灵魂战栗的。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儒家的忠孝与佛家的因果

　　儒家礼乐文化是现实的陶冶。礼主差等，分上下尊卑，但是过分讲究尊卑就会导致对立，因此，乐主和谐。通过两套不同制度，礼乐在古代既保持了秩序又保持了和谐的亲情。
　　佛教同样有类似的思想。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但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平均主义，只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在成佛的道路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造业，包括善业、恶业、不善不恶业，会有相应结果，因此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虽然福报不同，但是佛教要求每一个人并不去埋怨别人，而是追问、叩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福报，从而经过努力去得到，因为福报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来到自己身边的。佛教既让人们有一种取得平等的希望、尊严，又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永远的攀比和无尽的埋怨。攀比只能带来烦恼，用现在的话说是幸福指数上不去，这实际上是主观因素，用儒家的话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我曾与河北柏林寺方丈净慧长老谈天，说到儒家和佛家两大思想派别对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贡献，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的两个字是“忠孝”，以孝为本，移孝作忠。普遍来看，中国人在交朋友时会不知不觉地考察其是否孝顺父母，假如风闻其不孝顺，就会逐渐疏远。孝成为最起码的做人准则。而一个孝顺的人必然会对朋友忠、对事业忠、对国家忠。儒家理论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即“忠孝”。
　　佛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则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后的小说，无论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还是《三言二拍》等等著作，甚至戏曲，无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因果相应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说，纠正不相应的因果，才能达到平衡与和谐，浮躁也就减少了。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佛教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变，上个世纪以来，佛教始终没有作为一个健康的、主动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之下，人们认识到中国佛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新加以重视。佛教得到了发展与转变的一个契机。
　　现在离辛亥革命已经整整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佛教的服务对象和自身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封建时代，佛教服务于帝王、贵族，佛教徒本人就是臣民。辛亥革命之后，所有中国人变成平等的公民，不再有天子与臣民之分。佛教徒作为独立的人，需要为现代社会作贡献。佛教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可是这个转变没有完成，公民佛教，或者说完善的平民佛教并没有如期到来。我们需要像释迦牟尼遍游各地、讲经弘法一样，请佛走下神坛，从社会中来，走回到社会中去。
　　佛教应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导师、心理辅导师、人生引导者。目前这个转变过程还只是刚刚在进行中，还有相当的一个进程。但是公民佛教的到来是必然的。
　　近年来，僧人出现青年化趋势，和社会的距离越来越拉近，数十位乃至上百位年轻僧人在全国各地讲经说法，受到了一定民众的喜爱。他们用现代语言进行演讲，将经典、古文以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带动佛教走出经典、走出寺院，蜕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佛教。而在这群年轻僧人之中，也将会涌现出一些大师。

　　作者：王志远]]> http://blog.atorm.com/article.asp?id=1596 <![CDATA[玄学的兴起]]> atorm.cyt@gmail.com(atorm) Fri,16 Apr 2010 12:36:35 +0800 http://blog.atorm.com/default.asp?id=1596 　　通常所谓“学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但最初的“学术”一词只是动词，即“学……之术”的意思。今天意义的“学术”概念是到南北朝时才开始出现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无“学术”，“学术”是随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才逐渐形成的。
　　中国传统学术，按其本来的内涵，包括今天所谓文、史、哲三家。在汉末魏晋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而又对学术发展发生着重要影响的，则主要是文与哲两家。从建安文学到魏晋玄学，分别体现了密切衔接的前后两个时代的特色，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东汉初开国皇帝刘秀的“建武”与东汉末献帝刘协的“建安”，一首一尾（转瞬即逝的“延康”忽略不计），是东汉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年号，然刘秀的“光武中兴”与刘协的大权旁落、曹魏继起已不可同日而语。汉政权的衰亡与魏政权的新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紧随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之后的魏晋玄学的兴起。

（一）同、统与变、常

　　中国自古虽然没有“学术”，但却有“道术”。历史回溯到上一个天下纷争的战国时代。《庄子·天下篇》云“道术将为天下裂”。并因其裂而将天下道术分成了墨家、宋尹派、彭蒙田骈慎到派、关尹老子派、庄子派和惠施为代表的名家等。在这里，除了墨家和惠施名家外，其余都统属于道家。尽管后来慎到被归于法家，但《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本是学黄老道德之术的。由此可见先秦道家红火兴盛的局面。当然，《天下篇》对学派的概括与它本来基于道家立场而描述“天下”有关。因而，尽管其中未提及儒家，儒家的存在和发展却是不能忽视的。
　　自孔子创立儒家开始，先秦儒家学派虽然号称“显学”，但其实只是百家之一，在当时的整个社会思潮中并不占有主导的地位。孔子死后，儒家因其分裂而势力明显衰落，所谓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后来韩非子概括为儒分为八，但其中真正具有影响的不过是孟子和荀子两家。司马迁作《史记》，在“仲尼弟子”而后，只为“孟子荀卿”作传，便是最明显的证明。虽说孟子“辟杨墨”有再造儒家之功。但是孟子的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国儒家传承的颓势。《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记述说：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左氏》、《公羊》、《榖梁》、《邹氏》和《夹氏》），《诗》分为四（毛、齐、鲁、韩），《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内部的纷争加上外部的打压，使得儒学发展在整体上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直至“汉兴，改秦之败”，儒家学术才开始出现了转机。
　　与儒家的消沉和再兴相伴随的战国后期到汉初这一阶段，在中国整个学术发展史上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时出现了一批对后来学术文化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其中便有阴阳家邹衍“五德终始”的尚变之说，《中庸》“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尚同之说，董仲舒以“天、道不变”和“独尊儒术”为特色的将不变与同一熔铸为一体之说等。这些看起来前后似乎并没有什么连续性的主张，却既对维持中国社会政治架构的运转，也对中国学术发展的整体走向，起到了非常特殊的定向的作用。
　　“五德终始”的核心是尚变。在中国历史上，它第一次以理论的形式说明，任一历史朝代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如同阴阳五行的盛衰消长一样，每一朝代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并必然地为反映德运要求的新生的朝代所代替。在这里，“变”虽然是针对不变（常）而言，但它作为必然的存在，本身就又具有“常”的意义。因而，“常”不仅仅是指尚具有合理性而存在的朝代自身，也同时是指旧朝代必然为新的朝代所取代的“变”的大势。
　　秦的统一王朝的诞生是以“同”为标识的。从墨家的“尚同”到法家讲“要在中央”，为“三同”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和权威的基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所突出的“同”，虽然要求规范统一的社会国家秩序，但它又不是僵化不变，而是以经济文化的普遍交流为前提的。其中尤其是“同文”、“同伦”二“同”，对形成统一的中华国家及其学术文化的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从哲学上说，“同”通常是与“和”相对立的范畴，但二者的对立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它们中也存在着相互的交流，原因就在于“变”的调节机制。从“变”出发，“和”便可以适用于“同”与“和”的概念本身。“同文”、“同伦”正是以不同之文、不同之伦的和合为基本的前提的。当然，如此的“同”文化又是附着于常在不变的规范管理秩序上的，一世、二世、以至万世。虽然秦仅二世而亡，但“汉承秦制”，不常中又有常，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继续了下来。
　　但是，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强大的秦帝国仅二世而亡，带给中国人的思维教益是十分深刻的。汉初流行的是刚好对应于严酷秦法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司马谈总结当时的学术，便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划分，其中道家处于六家的集大成者的地位。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也。在司马谈、迁父子，虽说是“先黄老而后六经”，但与《庄子·天下篇》相比，毕竟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儒家尽管还不及道家，但却能在从百家概括出的六家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与此相应，汉初以陆贾、贾谊、郦食其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儒生，一直在对秦亡汉兴和汉的长治久安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从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开始，陆贾等针对刘邦以为天下乃“马上”得之、哪里需要儒家说教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诘难，即“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汉书·陆贾传》）这一诘难及由此而来的对儒学功能的相关系统论证，对刘邦和随后的汉统治者带来的思想震动是非常大的，促使他们对治国之策重新进行思考，最终明白了“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得天下与治天下面临的是不同的社会矛盾、因而需采用不同的国策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道理。从而，治国指导思想实现了又一次影响深远的变革。
　　在这一过程中，汉武帝和儒家思想代表董仲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秦亡汉兴之后的儒家大师，董仲舒为了统一国家的长治久安，认真地总结秦专任法家而亡的教训和汉初黄老无为政治流行所带来的流弊。他从“《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入手，推重阴阳五行学说以复兴儒学，最终将以“同”为标识的法家思想改造为以“统”为特色的儒家学说，并为此构造出了一整套以天人感应为基调的哲学理论，成为当时的“儒者宗”。与此同时，他从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目标出发，吸收包括法家在内的各家主张，概括出了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所必须遵循的“王道之三纲”。三纲是永恒的绝对原则，其实质是以等差的形式来实现君权和国家的“一统”。三纲之义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坚守天、道不变的信念和主张，因为天是宇宙的根基，而道则是据于天而生的社会政治制度，如此的制度本是至善，“万世亡（无）弊；弊者，道之失也”（《举贤良对策三》）。有弊者也就不是道了。
　　但是，“万世亡弊”的不变之道，在更大程度上还是理想，因为不变（常）毕竟是与变相伴而生的，董仲舒深知，从来不可能有绝对不可变更的事物存在。他已看到“春秋之道”“有常有变”，变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繁露·竹林》）。变与常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不仅不互相妨碍，而且正好相互发明。其所以如此，在于董仲舒本是春秋公羊学家，他必须面对一年四季天道变化的现实，“天地之理，分一岁之变以为四时”（《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四时之常本是在天地之理的变化中形成的，五行的变化在这里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由于天人感应的内在机制，天变必然要反映到人事上来。“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适应于以德救变的天意，他提出了因应木、火、土、金、水五行之变而采用不同的救变方法的主张。事实上，无论任何存在，都是要在变中求生存的。“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只有如此，才能反映客观之“势”的要求，适应天道变化的本性。
　　从而，天、道的不变原则就只是一种总体的样态，它实际上仍是由变化来支撑的，甚至天变还需要人事的救助才能转危为安。那么，从五德德运的终始变化，到五行之变而救以人事，思想家们都已意识到天并不存在不变的可能性。事实上，“弊者，道之失也”的观点，本来就容纳了道的可变性；而道有变，作为其根基的天自然就动摇了起来，即由道变而有天变。到东汉后期，随着政治腐败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黄巾起义爆发，而起义的领导者们正是以天变、变天作为其口号和政治纲领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也就是五行德运之木运（色尚苍）已绝而土运（色尚黄）当兴。德运在这里越过了代表汉王朝的火运（色尚赤），是因为作为起义理论指导的道教典籍《太平清领书》已经把木、火直接联系在了一起。火既为木生，“厌木”则“衰火”（万绳南：《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5页），而土却可以克火。从而引出了“汉行已尽，黄家当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的革命性结论。
　　以“黄天”代“苍天”，可以说是五德终始理论的实践和检验。农民起义虽然未能得到正果，自身之天没有能够确立起来，但毕竟以“黄天”瓦解了“苍天”，“黄天”与“苍天”实际上是同归于湮灭。这说明以“德运”的机制来解释社会治乱和统治的兴衰，虽然具有相对的性质，但它毕竟打破了“不变”之天不可变的神话。人对于天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可以主动地选择。由此给后来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这就是既然汉天子“大一统”的不变权威可以被推倒，依赖于这一“天”的支持的道，也就没有理由说不能变化。从而，学术的发展步入多元的格局，由“天不变，道亦不变”走向它的反命题：天变则道亦变。
　　当然，变与不变（常）不是绝对对立的东西。变是相对于烦琐僵化的汉代经学而言，它的特点是破旧，但破旧总是与立新共生的。由此也才真正体现出了变的价值。同时，变也有自己内在的制约机制，这就是各家各派都要求以自己的思想去规范和治理天下，即变中又有不变的一面。鉴于汉代经学沉溺于现象比附甚至是荒唐比附的研究方法已经走到尽头，学术要想发展，就必须另辟蹊径，另寻出路，超越现象层面的研究而深入到背后的根源和抽象的义理，寻求永恒的不变。
　　结合历史的发展来说，另寻出路并不是无中生有，历史的发展具有它自身的连续性。一代学术总是站在前代人提供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之上、在对过去历史的继承中走向前进的。只是这种继承的重心，不断经历着重新的选择。而在形式上，变与不变的纠结，又表现为一统与分殊的轮替。秦、汉无疑都实现了国家的政治和思想统一，秦以法家，汉以儒家，两朝所尚学术不同，但排他而专一的价值观却完全一样。只是秦的“三同”变成了汉的“大一统”。对于由“同”变“统”而与其他学派发生的矛盾，秦王朝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来解决，汉王朝虽然没有走向这一极端，但其“独尊儒术”的国策与秦的“一断于法”在实质上并没有两样。秦汉时期学者企盼的一致百虑、同归殊途的学术理想，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现。
　　在这里，历史似乎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即秦皇、汉武分别依法家、儒家主张而走出的求“同”求“统”、也即求“一”的道路，在取得了相当成效之后，于秦末汉末又趋于瓦解，由统一走向分裂，由同一走向多样，并激起了新一波的诸子各家的争鸣；可是，很快，思想家、政治家们又不约而同地做出了新的由多致一的选择。当然，时代毕竟在发展，汉末的情形已与秦皇、汉武时期的一家统众家不同，它不再执著于从各家之中选择和推行某一家的学术，而是发出了不同理论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根基的呼吁，要求寻求一个将各种理论贯通起来的最终的本体，以此本体为善之元、事之会。故百家之统合不在于学派的门户，而在于是否能够从理论上说明致极归一、以一会众的道理。只有符合如此要求的理论，才能为时代所选择而得到发展。各派学者的这一共识，正是玄学兴起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二）玄学的起源和使命

　　玄学是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想。自汤用彤先生始，学界已习惯于统称魏晋思想为“魏晋玄学”。然而，“玄学”称谓的正式出现则较晚。《宋书·何尚之传》曰：“（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诸学者慕道游学的“南学”是与“北学”相对的概念，即认为北方行“儒学”而南方行“玄学”。玄学在这里是学术分科的概念，它在南朝宋时是与儒学、文学、史学并立的“四学”之一（参见《宋书·雷次宗传》）。不过，汤一介先生据《晋书·陆云传》述陆云“本无玄学，自此（梦与王弼游后）谈《老》殊进”的记载，推测西晋时人恐已使用了“玄学”这一名称（《郭象与魏晋玄学（修订本）》第10页）。
　　“玄学”之名的相对晚起，并不影响玄学思潮在魏晋时期的出现并成为这一时期主流学术的事实。这一先有学术之实而后有相应之名的现象，本来也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它说明了集中体现着时代精神和理性传统的学术思想，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选择整合，才能为历史以特定的称谓予以认定。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玄学的“玄”之一字，固然出自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一语，但《老子》主要是在讲道而非讲玄，“玄”在《老子》只是对道的存在状态的一种形容，而并非是一个典型的哲学概念。在学术渊源上，最早将“玄”直接作为哲学概念来论述的，是西汉末扬雄的《太玄》。扬雄对汉魏之际学术变革的影响，一是他揭橥了“玄”论，另一则在于他融贯《周易》、《老子》而谈玄的方法。“玄”在扬雄作为主宰万物变化的最后根据和无所不包之道，可以看作是从宇宙生成的角度开始了有无之辨；与此有别，后来的王充则是从天道自然的角度去消解天人感应的神学基础，纳天道入自然：“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篇》）“自然”的概念同样出于老子，但只是在王充以后才获得了它更为充分的意义。因为王充将自然无为的性质与元气的质料基础结合在了一起，为自然无为的宇宙本原性质的判定，提供了坚实可信的基础。“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恬淡无欲，无为无事者也。”（《论衡·自然篇》）
　　那么，王充天道自然观对于汉魏之际哲学变革的意义，就突出地表现在它对汉代占主导地位的从现实世界之外寻求其生成原因的思维传统的否定。当然，万物生成的本身，王充还是要讲的，但由于自然无为的因素的制约，生成论的中心已经是“自生”。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篇》）但王充的“自生”虽然无目的无神意，但却有根据有来由。后来裴頠、郭象等的自生论实际上都是从王充发端。
　　王充的创造精神并未到此止步。与“自生”相发明，他又提出了“不生”的思想。他说：“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论衡·道虚篇》）既然天地不生不死，生成论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生是变，而变则有死，只有不生不变才能长生永恒。王充将“自生”与“不死”和合，实际上宣告了哲学的转向从这里已经开始。当然，这一转向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思想家那里，对此问题的觉悟程度是不相同的。
　　从理论上说，玄学作为儒道兼综而搅起魏晋学术变革波澜的产物，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孔、老二圣统合起来。自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秦崇法、汉尊儒以来，中国学术的不同派别、尤其是对立的派别，其间虽也有相互的吸取，但大都是吸取于己有用的思想材料，作为整体的学派和学术思想，则没有两大学派自觉融合之情景。而这在魏晋时期之所以可能，道成为核心范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时先秦诸子尽管各有复兴，但终究不敌老庄玄学，症结就在于“道”上。
　　相传当年公孙龙在与邹衍、庄子的交锋中成败下阵来，这对魏晋学术研究或许有启示的作用。公孙龙的辩才本来是“困百家之言，穷众口之辩”的，但邹衍“言至道，乃黜公孙龙”（《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又公孙龙听说了庄子之言，乃茫然不知所措，魏公子牟讲述的庄子的境界实在使他所不能及（《庄子·秋水.》）。后者虽然属于寓言故事，但所谓“论之不及”与“知之弗若”（同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理论层次不同。结合邹衍的胜利，可以明显感到谈论宇宙的“至道”、“有无”即“本”的问题，是名辩之士所不擅长或为其所短的。
　　先秦的六大学派中，儒墨、儒法的对立，秦汉以后已不存在，阴阳与名辨亦不能独立成气候，唯一剩下的就是儒道的交集。到东汉后期，学术的发展更走向以“道”去消解儒、替代儒。不过，儒家的困窘和道家思想的流行，虽然是不争的事实，然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儒家、儒学由于植根于现实社会这一深厚的底蕴，它终究不可能被道家所完全取代。道家自然无为学说自身的特点，规定了它可以调节、休养社会，但却不能规范、治理好社会。事实上，自西汉独尊儒术而使儒学取得统治地位、并从而取代了黄老清静无为之学后，儒学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危机，都没有也不可能从学术舞台上消失，它所维护的纲常人伦的上下尊卑名分，已经深深地嵌入到社会肌体的内部，与社会存在本身已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然而，儒家的这个天道毕竟又是有缺陷的，仅凭自己的力量已无力应付汉末以来复杂的社会变化，也满足不了人们针对这个道的合理性而提出的种种疑问。换句话说，“道”需要为自己的合法存在进行辩护。在这里，复杂的社会矛盾如何才能安然消解？作为宇宙根本的道对这纷繁杂陈的现象世界到底是何关系？它对世界的意义，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如何得以证明？这些都是儒家自身难以说明的。由于道家与儒家独立解释现存社会和化解矛盾时都未免捉襟见肘，时代的发展也就提出了儒道融合的问题。
　　从历史的脉络说，儒道两家自相并立以来，为仁求智与绝礼弃学的尖锐矛盾，一直左右着双方理论的发展，老子非圣人亦是道家难解的心结。学术要发展，首先必须在这里走出第一步，找到一条既不回避孔老的对立冲突、又能将双方引向互补共济的新路。何晏、王弼便是这样的探路者。魏晋学术的变革，也正是由此而开始。
　　因而，提出和确立以无为本的意义就是巨大的。《老子》虽然以其“有生于无”论最先揭橥了“无”的价值，但“无”在老子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它既是基本的哲学概念，也作为名言概念的否定词使用，以表征老子针砭现实的批判性思维。故玄学“贵”无之风的兴起，首先就要求对老子思想重新进行诠解加工，将在老子那里尚不明晰和相对零散的本无的思想集中概括并使之系统化，从而创造性地构筑起一套依凭于“无”的玄学理论体系。有了这样一套体系，就不仅可以满足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去实现异类诸有的共存统一。

（三）玄学的文本和理论渊源

　　学术思想的发展不可能无中生有，前人的思想资料和学术成果是后人进行研究的基本理论来源。中国学术所具有的经典注疏或曰解释的传统，从汉代经学的产生就已经开始了。后来者对于先前者的思想，是在继承的形式下进行的创新，故前后思想的连续性在中国学术传统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孔子讲他治学的基本主张是“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这一主张后来实际上成为了整个中国学术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它说明的是，任何从事学术活动的主体，都应当在对过去经验的分析总结中，发现并提炼出新的教益，以满足新的时代的需要，并作为下一步发展的指导。
　　在这里，注解过去与发现未来是一致的，继承与创新本是同一学术活动的两面。因而，尽管作为整体的中国学术的连续性要远胜于断裂性，几千年的中国学术也正是有赖于此才能顺畅地传承下来。但从学者和学术研究的方向来说，中国学术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的，只有创新才具有生命力。
　　《周易·说卦传》言：“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数往”与“知来”并重。然“知新”在“温故”之中，“知来”也就在“数往”之中。说到底，“温故”是为“知新”、“数往”是为“知来”服务的。人所以要“温故”、要“数往”，根本的目的也正在于此。所以，《周易》最终提倡的还是“知来”而“逆数”。
　　但是，孔子和《周易》提倡的这样一种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又以创新为主的治学原则和方法，在汉经学家那里却是相当地模糊了。经学家对儒家原典的注解，经师们的繁杂考释，对于弄清先秦人的思想无疑有巨大的帮助，单纯从学术的角度说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着眼点往往拘泥于过去而缺乏创新的精神，容易使人陷入故纸堆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而就成果本身来说，经学家们对六经的详加条释，也使得后人很难在注解上有所超越。学术要想发展，就必须要放开眼界寻找其他有助于发挥自己心得的思想资源。
　　老子说过，“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意味众妙亦即万物生成的门径是虚无玄远。同时，老子这一对后来影响深远的经典语句，还可以引出另一方面的联想：那就是只有那些在历史上处于“玄”乃至“又玄”层次的学术和思想，才可能为后人留下再诠释和出“众妙”的空间。诸子百家的思想学术，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这“众妙”不同表现形式。一种思想学术要想得以流传，往往不在于它本身说明了什么，而在于它的叙述可能为后人暗示着什么，从而激发后来者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并由此使可能断裂的历史和学术传承下来。
　　站在这一角度看，以纲常名教来维系的社会政治秩序，由于其本来的身份只是“众妙”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们自身不能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们只是无为之道的具体末节和表现，是自然之糟粕或“糠秕”。显然，直接从这些“糠秕”中是很难找到圣人思想的精髓的。圣人思想的精髓在糠秕之外，在“性与天道”。
　　《周易·系辞上》中有孔子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说。由于可以理解为言外之意本深藏于圣人心中而并未表达出来，而且，正因为如此，它才显示了自己的独特价值，即圣人不曾言说的部分才真正是其“大义”所在，也就难怪子贡们见闻不到“性与天道”了。而所能见闻到的东西，譬如儒家经典，由于未能阐发这隐微的性理即圣人思想的精华，所以就只能归之于荀粲所谓“糠秕”一类。那么，问题的中心，也就不能不由言中取意走向言外寻意。
　　在这里，荀粲所谓“非物象之所能举”的“理之微者”（《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或他所追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非常道”的“道”。其时“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同上）则说明，只有在“道”上有所突破，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当然，道“玄之又玄”，不能直接感知，它只能通过内心的直觉反观才可能与之合一即达到所谓“玄同”。但道之可道不可道，人之可闻不可闻，本身也是相对的，它们应符合老子自己关于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前后相随的对立互反的规定，道与器的鸿沟正是因此而可能被跨越。也就是说，“可道”是“不可道”的必要和必须的补充。无论道的形上性怎样被强化，它总可以有接近和把握的办法，所以孔子才可能以“闻道”为最高的价值指向和终极的理想。
　　不过，问题既然已集中在“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上，那以六经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典籍就只有《周易》符合这一选择。《周易》虽然在汉代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终究又落在了象数的一方。汉易的研究，实际上只发挥了先秦易学“取象说”这一半而扔掉了“取义说”的另一半。但正是这“取义说”的另一半，与儒家之外的老庄之学就沟通了起来。因为其中所贯穿的，是一条儒、道圣人都共同关注的“性与天道”的学脉。
　　由此，既抓住了儒家的经典，又引进了道家的资源；既延续了思想的历史，又解开了文本的羁绊，并将《周易》取义的方法提升为一般的指导原则，推广运用于对《周易》、《老子》、《庄子》“三玄”及《论语》等不同文本的研究。由此，文本和方法的适时变革，成功地取代了儒家经典的至上地位而成为人们争相谈论的主题，最终促成了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
　　当然，《庄子》比之《易》、《老》后出后兴，也是有缘由的。何晏、王弼史载均“好老庄言”，但又均未注解《庄子》。按照后来东晋名士王坦之的归纳，庄子因其言论多失于片面，是不能与孔、老相比的，故非难庄子本来就是既有的见解。“荀卿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扬雄亦曰‘庄周放荡而不法’，何晏云‘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三贤之言，远有当乎！”（《晋书·王坦之传·废庄论》引何晏语）即庄子的放荡玄虚在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的情况下，是“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虽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同上）。事实上，《庄子》中大量的诋毁尧、舜、禹、汤、孔子之言，如果不得到妥善处理，是很难满足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需要的。或许，嵇康一类贤士，也正是过于沉溺于庄子的玄虚而未能解决好如何应对险恶的社会现实问题，才终招致其不测的命运。
　　在当时，向秀入洛回答司马师的“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固然可以认为是他的软弱和无可奈何；但从另一方面讲，亦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他在严酷的环境下，最终意识到了“玄虚”如何才能“周乎时变”的问题。向秀实际上已处于嵇康向郭象转移的过程之中，他在《难养生论》中提出的“天理自然”的概念和以理节欲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庄子》“放荡”思想的限制和改造，与后来乐广的“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晋书·乐广传》）的观点，可以说分别是从道家和儒家的立场出发对儒道思想的折衷，由此再到郭象消解山林与庙堂、自然与名教的矛盾而使其互相冥合，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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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汤一介. 郭象与魏晋玄学（修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http://blog.atorm.com/article.asp?id=1595 <![CDATA[说谎的作文，说真话的日记]]> atorm.cyt@gmail.com(atorm) Fri,02 Apr 2010 11:27:44 +0800 http://blog.atorm.com/default.asp?id=1595 　　■中国人第一次被教会说谎是在作文中
　　■假话在作文里，真话在日记里
　　■不同年代的人成长中有相同的双重人格印记

帖子引发的80后自嘲

　　这是一种奇特的成长历程，一代人显示成熟的标志性举动，是迫不及待地颠覆自己的过去。
　　最近， 一篇名为“咱们小学时期的作文必杀结尾句”的网络民调走红网络。
　　此帖的发起人是林嫣，生于1982年，现供职于广州某新派媒体，一天，她从当年的作文簿里总结出当年屡试不爽的二十多条固定句式，如“今天在马路边捡到1毛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叔叔表扬了我，乐得我一蹦三尺高”；“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雷锋叔叔的身影……我毅然举起心爱的小猪存钱罐，砸了，把所有硬币都捐给灾区小朋友”……她将帖子传至网络后，迅即引来近两万网友围观和跟帖。
　　网友们蜂拥而至参与投票，评出当年作文簿上出镜率最高的话是：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其他选项还包括——“我爱我家、更爱我伟大的祖国”“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小朋友，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不用谢，我叫红领巾……”“举例子：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爱迪生”“在灯光下，看着妈妈的白发，我……泪流满面……我一定要……”投票所在的网站，曾分析过其主流注册会员的基本信息——80后，生于或定居于一线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类似的热门投票还有“以前曾写过的作文题”。票选结果显示， 大家当年都写过《××，我想对你说》、《伟大的××》、《记一件难忘的事》……这些“原来大家都用过”的句式还被推为上世纪80年代人的集体回忆之一。
　　这一代人的思想成形史高度相似，基本都出现过相同的条件反射症状——一说开会就想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想起张海迪姐姐就满怀内疚；而长大了的他们却大都摆出清算与自嘲的架势回忆当年。这是一种奇特的成长历程，一代人显示成熟的标志性举动，是迫不及待地颠覆自己的过去。
　　在林嫣看来，这些“用力过猛”的表达， 在当年“是必须的”。“所有先进典型、代表主流价值观的人和行为，都一尘不染，端着。”眼下，社会宽容度更为充裕的90后们的作文似乎更放松与自我，作文簿中开始出现难以识别的“火星文”及闹腾的网络用语。

好“叔叔”坏“叔叔”

　　2010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一等作文的评分标准仍旧强调“思想向上”。
　　林嫣留心过历年高考满分作文，其间不乏形象高大全的“叔叔”——得到好心人帮助，转身到五星红旗下敬礼的哑巴叔叔；奋不顾身跳入激流抢救国家财产的欧叔叔……“叔叔”形象是过去30年中国中小学生命题作文写得最多的对象之一。2010年，中小学生作文改革进入第30年。这一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一等作文的评分标准仍旧强调“思想向上”。30年前的作文改革参与者、南京师大附中特级教师许祖云说，语文作文——包括“叔叔”的形象，始终是国家意志的贯彻与体现。
　　许祖云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中学生， 那时的“叔叔”要六亲不认。这名1962年就开始教书的语文老师，从业前15年的主要工作是辅导学生写作“阶级斗争”与“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
　　彼时，整个“文革”十年可写的，几乎只剩下了贫下中农“叔叔”，学生的任务是以其为镜，深挖自身“阶级烙印”。
　　为使反省更深刻，许祖云每学期都带领学生到乡下住半个月，和“叔叔”们一起干农活，回校后，一遍遍地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把自己写得越落后越好”。
　　林嫣记忆中的语文课本上的“叔叔”总是浓眉大眼，还总射出坚毅或凝重的眼神，衣着朴素，永远系着风纪扣。这造型和“叔叔”早年的人生追求有关，他要么在帮老奶奶买车票，要么在帮阿姨追小偷，必要时，还要献出宝贵生命。
　　有鲜明说教色彩的“叔叔”中还囊括了外籍人士，比如伟大的科学家“叔叔”爱迪生，结婚前几小时居然消失了，家人费尽周折才找到了新郎，原来，这位一心扑在事业上的科学家竟然忘记了婚礼……

作文教会了中国人说谎？

　　“课文到现在都还在说假话，又怎么教会学生写真话？作文不写真话，怎么培养人格健全的孩子？”
　　80后韩寒在博客中说，中国人第一次被教会说谎是在作文中。这句话触动了林嫣的心。
　　在林嫣印象中，老师似乎从不关心那些过于戏剧的情节是否真的发生过，而她也发现，写出价值观正确的作文往往能得高分。
　　她至今还记得老师当年讲“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金融危机下，一群奶农将成罐成罐滞销的牛奶倒入水沟”时激动的表情，“资本家们宁愿浪费，也不愿捐给穷人！”时任班级语文课代表的林嫣的思想却时常跟不上“主流”。最“不靠谱”的一次， 是写课文《雷雨》读后感。在作文中，她认为周朴园对侍女侍萍是怀有真挚爱情的， 只不过更多是一种“相见不如怀念”的复杂情愫。
　　林嫣说。2009年，杭州外国语中学前语文老师郭初阳与几名志同道合者为几套现行小学语文教材做了“体检”。其中一些“叔叔”的光辉事迹十分可疑——人教版的《地震中的父与子》：讲述1989年洛杉矶大地震里的一个温情故事，事实上，1989年洛杉矶并没发生地震；人教版的《爱迪生救妈妈》：说的是少年爱迪生在烛光下给妈妈做了一场阑尾炎手术，据史料记载，世界第一场阑尾炎手术出现时，爱迪生已是40岁的“大叔”了……“课文到现在都还在说假话，又怎么教会学生写真话？作文不写真话，怎么培养人格健全的孩子？”郭初阳说。
　　作文同样受到思想内容的集体领导。“作文写作是塑造青少年世界观与主流价值观的最有效方式。”许祖云说。
　　林嫣2005年毕业前夕，前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在西安小学母校受到小朋友热烈欢迎，一首饱含深情的童声朗诵“爷爷，您终于回来了”传回台湾后，受到年轻人的疯狂追捧，林嫣的一名台湾同学专门下载了这首诗朗诵做手机铃声。
　　报社一名实习生是安徽某市2006年文科状元，高考前练习一篇以《和谐》为命题的模拟作文时， 小朋友把自己写成“一坨泥巴，被人烧成一枚刻着‘和谐’的印章。然后，被各种各样的人用来……”结果，文章被要求重写了6遍才通过。

说真话的日记

　　何易觉得“此前的世界观瞬间被颠覆了”， “美国孩子可以直接把真话写进作文里，而我们，从小就为说真话还是假话困惑着。”
　　林嫣至今仍坚持写日记，这一习惯源于初中， 起初是记录些“琐碎、意义渺小、不够格写入作文”的事情，后来越来越多的是没法写入作文的“真心话”——比如，对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被历史教科书冷落于角落的看法；对199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美轰炸后，一些大学生上午游行反美，下午到美领馆前排队等签证的看法……
　　按林嫣的说法，他们这一代人几乎是在双重人格的塑造中成长起来的。
　　帮郭初阳考据出爱迪生真相的是其学生何易。这名生于1990年的男生从高中起即赴美国读书，现就读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大二。他的美国同学得知中国语文课本里居然有《爱迪生救妈妈》时，张大了嘴， “天哪！这跟鳄鱼会跳舞有什么区别？”当时， 何易觉得“此前的世界观瞬间被颠覆了”， “他们可以直接把真话写进作文里，而我们，从小就为说真话还是假话困惑着。”1998年，林嫣念高一，认识了刚获得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韩寒，在日记中，她将彼时受到的震撼比作“文艺复兴之于意大利”。这个同龄人居然得以完全自由地生长，他宣称只感谢两个人， “一是我自己，读许多书。二是我父亲，允许我读许多书”。
　　始于1998年的新概念作文是过去30年作文改革中的颠覆性突破，其出题方式颇为搞怪，比如，老师拿个苹果咬了一下，放在桌上，就让学生写；诱惑也极大，一等奖获得者可免试进入名校。不过，2001年始，教育部叫停一等奖获得者免试入名校的资格，新概念渐次淡出主流视线。
　　林嫣的老师也从不鼓励学生分心参加新概念， 更不赞成学习全盘否定中国教育制度的韩寒。老师有老师的判断， “那是剑走偏锋，那个韩寒啊，张狂几年，也就消停了。他的狂，在中国没有生存土壤。”临近高考， 林嫣“说真话”的一半渐渐让位于“政治正确”的另一半。
　　林嫣得知，另一位67岁的邢台老师退休后， 专门办起了作文班，“我们已经没有信仰，绝不能没有灵魂。教作文，还要安顿了孩子们的灵魂。”他说。
　　一直在作文里坚持说真话的韩寒， 不仅“生存”下来了，还以一个真诚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入选数家媒体的年度人物。林嫣最喜欢其中一句致敬词， “他的故事，是过去十年中的美好的一部分”。
　　林嫣仍然在写日记，作为一名新派媒体的记者，她与同事们在工作中仍会经常碰到说真话还是假话的困惑，她只好把不能说的真话写进只对自己开放的“日记”里。
　　而那些对“作文必杀结尾句”调查深有同感的回帖和自嘲，也不再像刚开始时让林嫣那么兴奋。她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使现在，面对现实利益时说真话还是假话的试探，许多人似乎总在写当年的“作文”。
　　不过，最近她发现，在网络极度发达的时代， 当压抑许久的真话终于找到渠道表达出来时，已经憋得变了“色”——生活状态严重分裂的人们，对之前流行的木子美日记中赤裸裸的真实热烈追捧，即使是不堪的真话，也被视为稀缺资源。
　　眼下，最广为人知的是一个叫韩峰的局长“叔叔”，其详细记载数段婚外情、受贿细节等很黄很腐败的日记被曝光于网络。出人意料的是，韩寒却在博客中强烈建议网民们放过这位干部，在他看来，比起那些已习惯性浸泡在谎言中的官场人士，这位写日记的“叔叔”已足够真诚。（本文中林嫣为化名）

　　据《南方周末》

曾经的小学作文必杀结尾句

　　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还会不会用这些句子……

　　1. “同学们看着清洁的教室，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笑了……”（用于描写大扫除之后）
　　2. 问：“小朋友，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用于扶老人过马路等好人好事之后）
　　　答：“我叫红领巾。”（黄金必杀句……）
　　3.小明，小红，小刚，小李，小ⅹ……（其实中国人名字很好起的，李守银、史三八都是名人呢……）
　　4. “今天是我第一次洗衣服，今天是我第一次洗碗，今天是我第一次叠被子，今天是我第一次……”（第一次果然都很有纪念价值）
　　5. “下课了，有的……有的……还有的……我们的课余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啊！
　　6.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他们比起来，我的心里惭愧极了……”
　　7.每当遇到困难想退缩时，脑海中忽然闪过ⅹⅹ（张海迪大姐姐等）的身影，比起她我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8.举例子：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爱迪生（让老师吐血的举例四大名人）
　　9.不经历风雨，哪得见彩虹？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10.今天路上捡了1毛钱，交给了ⅹⅹ叔叔……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老师也表扬了我，乐得我一蹦三尺高（顶级经典）。毛主席说：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天天做……

这些作文

　　◆某小学语文老师感叹：
　　我布置了一篇题为《老师在我心中》的作文，发现同学们都写女老师小叶，无数惊天动地的壮举，比起孔老夫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和叶老师同事这么久，怎么闻所未闻？孩子们的作文编得越来越离谱了，不是老师得癌症，就是父母死了。假话年年更新。

　　◆阿爹还没走（当地称死为“走”）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做个科学家，阿妈却要我长大后做个公安（人员），说这样啥都不怕。我不想当科学家，也不想当公安。我的理想是变成一只狗，天天夜里守在家门口。因为阿妈胆小，怕鬼，我也怕，但阿妈说，狗不怕鬼，所以我要做一只狗，这样阿妈和我就都不怕了。
　　——某地小学生2000年代出生
　　（注：老师没给任何评语，只画了一个大大的红“×”）

　　◆南平8个孩子死亡的血案发生后，南平市下辖的建阳市求知园作文班3月28日布置了一篇作文，要求是“选择给凶手郑民生或受难者家长或受害小伙伴写一封信，也可以写感想……”
　　“罪恶流过了你的心间，冲动是你的弱点，相信你杀了8个学生现在一定非常后悔……要是你小时候被人连捅三刀，你的父母会怎样呢……在那短短的55秒内，你杀了多少洁白善良的心，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南平小学生（来自《羊城晚报》）]]> http://blog.atorm.com/article.asp?id=1594 <![CDATA[闲话节日之：龙抬头]]> atorm.cyt@gmail.com(atorm) Wed,17 Mar 2010 13:55:12 +0800 http://blog.atorm.com/default.asp?id=1594
龙抬头的由来

　　二月二，古代称之为中和节，俗称龙抬头。民间传说，每逢农历二月初二，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从此以后，雨水会逐渐增多起来。所谓“龙抬头”指的是经过冬眠，百虫开始苏醒。所以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因此，这天也叫“春龙节”。
　　农历二月初二还是“惊蛰”前后，大地开始解冻，天气逐渐转暖，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蛰伏在泥土或洞穴里的昆虫蛇兽，将从冬眠中醒来，传说中的龙也从沉睡中醒来，农民告别农闲，开始下地劳作了。所以，古时也把“二月二”又叫做“上二日”。因此，盛行于我国民间的春龙节，在古时又称“春耕节”。据说，这一天如果还没有醒的话，那轰轰隆隆的雷声就要来呼唤它了。
　　在北方，二月二又叫龙抬头日、春龙节、农头节。广泛的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在南方叫踏青节，古称挑菜节。依据气候规律，农历二月二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温度回升，日照时数增加，雨水也逐渐增多，光、温、水条件已能满足农作物的生长，所以二月二也是南方农村的农事节。大约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就有过二月二的习俗。
　　沈榜《宛署杂记》记载：“宛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婉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明人于奕正、刘侗的《帝京景物略》中说：“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俗话说“龙不抬头天不下雨”，龙是祥瑞之物，和风化雨的主宰。“春雨贵如油”，人们祈望龙抬头兴云作雨，滋润万物。同时，二月二正是惊蛰前后，百虫蠢动，疫病易生，古代中国人把生物分成毛虫（披毛兽类）、羽虫（鸟类）、介虫（有甲壳类）、鳞虫（有鳞之鱼类和有翅之昆虫类）和人类五大类。龙是鳞虫之长，龙出则百虫伏藏。所以，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希望借龙威以慑服蠢蠢欲动的虫子，目的在于祈求农业丰收与人畜平安。古代中国人把生物分成毛虫（披毛兽类）、羽虫（鸟类）、介虫（有甲壳类）、鳞虫（有鳞之鱼类和有翅之昆虫类）和人类五大类。龙是鳞虫之长，龙出则百虫伏藏。所以，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希望借龙威以慑服蠢蠢欲动的虫子，目的在于祈求农业丰收与人畜平安。（中国天气网）
　　谚语“二月二，龙抬头”，也是来自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相传古时候关中地区久旱不雨，玉皇大帝就命令东海小龙前去播雨。可是这小龙贪玩，一头钻进河里不再出来。有个小伙子，到悬崖上采来了“降龙水”，把河水给搅浑了。小龙不服气，从河中露出头来与小伙子比试一番。结果，小龙被击败，只好播雨。其实，所谓“龙抬头”指的是经过冬眠，百虫开始苏醒。所以俗话又有“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昨日又正好是周末，大街上的人们更是比往常多。商店，超市里也多了一些果子，炒豆子之类的食品。自唐朝起，中国就把二月二作为一个特殊的节日，说这是“迎富贵”的日子，在这一天要吃炒豆子之类的点心，称这是“富贵果子”。这样的风俗也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二月二史话

　　传说龙头节最早起源于伏羲氏时代，伏羲“重农桑，务耕田”，每年二月初二“皇娘送饭，御驾亲耕”。到周武王时，每年二月初二还举行盛大仪式，号召文武百官都要亲耕。
　　二月二，龙头节，相传在宋朝时为“花朝节”，把这一天指定为百花生日。到元朝时称为“踏青节”，百姓在这一天出去踏青、郊游。有的人在踏青回家时，沿途采摘些蓬叶（一种地上生长的花叶）拿回自家在门前拜祭。这个习俗是比喻“迎富”之意。
　　明清时把这天称之为“龙抬头”的日子，因为农历二月初二正值“惊蛰”节气前后。蛇、蚯蚓、青蛙等很多动物,一到冬天便进入了不吃不喝不动的冬眠状态，这便是“入蛰”了。等到了二月二前后，天气渐暖，一些昆虫动物好似被春天的阳光和春雷从睡梦中惊醒了一般，因此这节令名为“惊蛰”。百姓传说中的大龙实际是没有的，那种龙就是在蛇、蚯蚓等基础上，我们祖先想象加工出来的。二月初二前后，春回大地，人们期望龙出镇住一切有害的毒虫，期望着丰收。这就是“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

龙抬头与天文

　　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灿烂星空，如何寻找“苍龙”矫健的身姿？“苍龙”又是如何“抬头”的？


苍龙“七宿”天象图


　　据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每年冬春之交的傍晚，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个星宿构成的苍龙开始升出东方地平线。
　　苍龙头部“角宿”上有两颗星：角宿一和角宿二，代表苍龙头上的两只犄角。“角宿”之后的四颗星是“亢宿”，亢是龙的咽喉，在咽喉下面有四颗星排列成一个簸箕的形状是“氐宿”，代表着龙爪。龙爪后面的房宿、心宿、尾宿和箕宿分别代表了龙的心脏和尾巴。

　　农历二月二缘何“龙抬头”？

　　“龙抬头”是何意思？天文专家对此进行了解释。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解释说，“二月二，龙抬头”此说和古代天文学有关。
　　专家介绍，中国古代用二十八宿来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的位置和判断季节。二十八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一个完整的龙形星座，其中角宿恰似龙的角。每到二月春风以后，黄昏时“龙角星（即角宿一星和角宿二星）”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故称“龙抬头”。
　　据天津、江苏两地的天文专家介绍，天上“龙抬头”的同时，春天也慢慢来到了人间，雨水也会多起来。此时节，大地返青，春耕从南到北陆续开始。民谚“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寄托了人们祈龙赐福、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强烈愿望。

龙抬头与农耕文化

　　农历的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民间传说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这天也叫春龙节。河北民俗协会的会长袁学骏说，龙抬头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映。
　　袁学骏说，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是中国古代先民祈福的心理写照。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命脉。古代推出的历法和节令，都是为农耕服务，在二月二会举行与龙有关的祭祀活动，以期盼风调雨顺。二月初前后正值惊蛰，春暖大地，雨水逐渐增加，适宜春耕。二月二过后，农民会停止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开始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
　　袁学骏说，河北农村家家户户都吃摊咸食、火烧，放鞭炮来烘托节日的气氛。在石家庄市及周边，人们会选择在这一天去剃“龙头”，来讨个吉利。以前曾有过的吃扒猪脸的习惯，烹饪界正在恢复之中。

　　二月二龙抬头，农家人讲究多

　　农历二月初二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龙头节”，又称“青龙节”。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工作委员会委员哈达奇·刚说，由于民间流传着“二月二”与龙的传说，加上“惊蛰一犁土，春分地气通”，所以农家人这一天的讲究颇多，他们把朴实的愿望寄托在俗事中，祈盼这一年过得更加美好。
　　依照我国北方一些旧俗，“二月二”早晨起来后，农家人会找来长竿敲击房梁，把“龙”唤醒，然后用草木灰向井台引一条“灰龙”，再用谷糠从井台向水缸引回一条“金龙”；早餐吃年糕和猪头肉，午餐吃春饼，还要吃炒豆子；天近黄昏时，家家户户都要用灶膛里的灰围绕房子撒一圈，叫围社，为的是把所有的邪祟灾祸都挡在外面，凡是有亲人远在他乡的，这个圈一定要留一个口，意为盼其早回家乡。
　　这一天，人人都要理发，意味着“龙抬头”走好运，给小孩理发叫“剃龙头”；妇女不许动针线，恐伤“龙睛”；人们也不能从水井里挑水，要在头一天就将自家的水瓮挑得满满当当，否则就触动了“龙头”。
　　民间流传“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这一天，农家人对年景充满祈盼，他们为即将进行的春耕播种而激动，祈求传说中的“龙”此时能抬头，抖动身子下一场透雨，以滋润土壤。

二月二的饮食习俗

　　二月二日既然是“龙抬头”之时，许多食品就与龙牵扯在一起。北京一带，这天多食用春饼，叫做“吃龙鳞”，比较讲究的还在食用时搭配“合菜”。合菜是将瘦肉丝与菠菜、豆芽菜、蒜黄等菜蔬合炒而成，吃时将春饼一分为二，抹上甜面酱，配上大葱，再夹上合菜，卷成筒状而食。此外，北方地区还时兴食用面条、水饺等，而且各地都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如食用面条叫“吃龙须”（吉林）、“挑龙头”（河北），吃水饺叫“吃龙耳”（吉林）、“吃龙角”（河北）、“按龙眼”（内蒙古）、“吃龙牙”（北京）等。
　　除此之外，二月二的吃食还有一种，名曰“太阳糕”，是用来祭太阳神的。民间有在二月初一这天祭太阳神的习惯，后将土地神的生日也纳入其中，改在二月二，称中和节。《燕京岁时记》记载：“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面团成小饼，五枚一层，上贯以寸余小鸡，谓之太阳糕。都人祭日者，买而供之，三五具不等。”这种糕是用米粉蒸制的，也有人用江米。而鸡是太阳的象征，鸡鸣，则太阳升矣。
　　按照老北京的习俗，人们总喜在农历二月买“驴打滚”品尝。“驴打滚”是一种豆面糕，北京清真风味小吃。用蒸熟的黄米（或糯米）揉成团，撒炒熟的黄豆面，再加入赤豆馅心，卷成长条，撒上芝麻桂花白糖食用，由于清代经营食摊现制现售“驴打滚”时，随制随撒豆面，犹如郊野毛驴就地打滚粘满黄土似的，故得此诙谐之名。

　　节令美食，二月二吃春饼

　　北京民俗食品，一种烙得很薄的面饼，又称薄饼。每年立春日，北京人都要吃春饼，名曰“咬春”。
　　农历二月初二，是中国古谚所说龙抬头的日子（“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北京人也要吃春饼，名曰“吃龙鳞”。
　　春饼比吃烤鸭的薄饼要大，并且有韧性（北京人称为要有“骨立劲儿”），因为要卷很多菜吃。昔日，吃春饼时讲究到盒子铺去叫“苏盘”（又称盒子菜）。盒子铺就是酱肉铺，店家派人送菜到家。
　　盒子里分格码放熏大肚、松仁小肚、炉肉（一种挂炉烤猪肉）、清酱肉、熏肘子、酱肘子、酱口条、熏鸡、酱鸭等，吃时需改刀切成细丝，另配几种家常炒菜（通常为肉丝炒韭芽、肉丝炒菠菜、醋烹绿豆芽、素炒粉丝，摊鸡蛋等，若有刚上市的“野鸡脖韭菜”炒瘦肉丝，再配以摊鸡蛋，更是鲜香爽口），一起卷进春饼里吃。佐料有细葱丝和淋上香油的黄酱（烤鸭配甜面酱）。
　　吃春饼时，全家围坐一起，把烙好的春饼放在蒸锅里，随吃随拿，为的是吃个热乎劲儿。若在二月二这一天吃春饼，北京人还讲究把出嫁的姑娘接回家。

　　二月二，吃猪头

　　农历二月二日，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民间习俗春龙节来到，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家家户户打着灯笼到井边或河边挑水，回到家里便点灯烧香、上供，叫“引田龙”。这一天家家户户要吃面条、炸油糕、爆玉米花、吃猪头肉，比作为“挑龙头”、“吃龙胆”、金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布雨、五谷丰登，以示吉庆。为什么在“二月二”要吃猪头肉呢﹖
　　古代猪头是祭奠祖先，供奉上天的供品。北方人在“二月二”龙抬头之日，家家户户煮猪头，是因为初一、十五都过完啦，“二月二”是春节中最后一个节日。一般农户人家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到腊月２３日过小年时杀猪宰羊，正月一过，腊月杀的猪肉基本上吃光了，最后剩下一个猪头，就只能留在二月二吃了。
　　“二月二”龙抬头，大地万物开始复苏，一切动植物都开始抬头，一年要开一个好头，迎来风调雨顺。龙王是管降雨的，他上到天宫，农民要把最好的祭品供上给龙王吃。用猪头当供品祭奠祖先，供奉上天，看来是有说道的。
　　宋代的“仇池笔记”中曾记录了一个故事：王中令平定巴蜀之后，甚感腹饥，于是闯入一乡村小庙，却遇上了一个喝得醉熏熏的和尚，王中令大怒，欲斩之，哪知和尚全无惧色，王中令很奇怪，转而向他讨食，不多时和尚献上了一盘“蒸猪头”并为此赋诗曰：“嘴长毛短浅含膘，久向山中食药苗。蒸时已将蕉叶裹，熟时兼用杏桨浇。红鲜雅称金盘汀，熟软真堪玉箸挑。若毛根来比并，毡根自合吃藤条”王中令吃着美馔蒸猪头，听着风趣别致的“猪头诗”甚是高兴，于是封那和尚为“紫衣法师”。俗语还说：“哪有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的”这其中道理更是不言而喻。人若怀才不遇，不必气馁，早晚必会找到能够理解你，而又肯接受你的人。看起来“二月二”吃猪头是古代留下的传统，是吉祥兆头的标志。
　　那么现在“二月二”猪头肉又怎么吃呢？想着宋朝王中令吃到的那盆和尚端出的蒸猪头，品着猪头诗，那番景象已经是历史。现如今由北京金三元酒家发明的“扒猪脸”，就不一般了。他们把猪头肉给予了最高的待遇，载上了时代最时髦的称呼，并获中国菜肴首例专利。
　　“扒猪脸”经过选料、清洗、喷烤、洗泡、酱制等十二道大关卡的标准化生产，历经十多个小时的修炼，才能端上餐桌。吃金三元的“扒猪脸”有三种，一是原汁原味吃；二是蘸酱汁吃；三是卷煎饼吃。每一种吃法都有不同的滋味。“二月二”吃现代“扒猪脸”，回味五千年的餐饮历史，该会是一种当代与历史交融的完美体现。“扒猪脸”肥而不腻、肉骨分离、糯香可口，给现代人带来了美容、健脑的效果。更为可喜的是当代的高科技和市场的结合让消费者不用到饭店，坐在家里就可尝到美味的“扒猪脸”。这正是：二月二，春龙节，龙的传人过龙节，龙节要吃猪头肉。

　　二月二，吃爆米花

　　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在中国北方一些地区有吃爆米花的习俗。关于这种习俗的来源，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故事。说，武则天当上皇帝，惹恼了玉皇大帝，传谕四海龙王，三年内不得向人间降雨。不久，司管天河的龙王听着民间人家的哭声，看着饿死人的惨景，担心人间生路断绝，便违抗玉帝的旨意，为人间降了一次雨。
　　玉帝得知，把龙王打下凡间，压在一座大山下受罪，山上立碑：龙王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
　　人们为了拯救龙王，到处找开花的金豆。到了第二年二月初二，人们正在翻晒玉米种子时，想到这玉米就像金豆，炒一炒开了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就家家户户爆玉米花，并在院子里设案焚香，供上开了花的“金豆”。
　　龙王抬头一看，知道百姓救它，便大声向玉帝喊到：“金豆开花了，快放我出去！”；玉帝一看人间家家户户院里金豆花开放，只好传谕，诏龙王回到天庭，继续给人间兴云布雨。
　　从此以后，民间形成了习俗，每到二月初二这一天，人们就爆玉米花，也有炒黄豆的。

正月剃头死舅舅是咋回事，二月二习俗剃龙头

　　二月二剃头是许多地方的习俗，谓之“剃龙头”，一直到今天，二月二这天理发店里还是人满为患。之所以选择二月二日剃头，一方面是因为俗信“正月里不剃头，剃头死舅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头发已经变长；另一方面是取龙抬头之吉意，祝愿儿童长大以后有出息。
　　旧时民间有一种说法：人们要赶在年三十以前把头剃了，是因为正月里不准剃头。为什么呢？据说“正月剃头死舅舅”，既然关乎娘家人的性命，则兹事体大，也就马虎不得了。因此，在北京，进了正月，理发馆的生意是很清淡的。大家都期待着“二月二，龙抬头”的这一天。
　　其实正月剪头死舅舅是属于误传。不剪头是“思旧”，而不是“死舅”，这是从明末清初开始流传的风俗。
　　据了解，因明清两朝发式不同，明末清初，清朝命令所有国民必须剪发。当时有人为怀念明朝，就在正月里不剪发以表示“思旧”，但又不能公开与清朝政府对抗，于是就有了“正月剪头死舅舅”的说法，并一直流传到现在。

二月二习俗：吃龙鳞

　　二月二日既然是“龙抬头”之时，许多食品就与龙牵扯在一起。北京一带，这天多食用春饼，叫做“吃龙鳞”，比较讲究的还食用时搭配“合菜”。合菜是将瘦肉丝与菠菜、豆芽菜、蒜黄等菜蔬合炒而成，吃时将春饼一分为二，抹上甜面酱，配上大葱，再夹上合菜，卷成筒状而食。北方地区还时兴食用面条、水饺等。　　
　　在天津，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煎龙鳞。
　　据天津民俗专家王利文介绍，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所以这天的民俗吃食多带个“龙”字，如吃饺子叫吃“龙耳”，吃米饭叫吃“龙子”。天津人这天的节令吃食“独一份儿”：讲究吃“煎焖子”。
　　“煎焖子”叫“煎龙鳞”，因为银白色的焖子切成扁块状，排在一起很像龙的鳞片。每片“龙鳞”的两面都被煎出黄嘎儿来，以表示对“懒龙”的惩罚，督促它尽力治水，好带来丰收。
　　王利文说，天津的焖子跟各地的凉粉、粉皮属于同类食品，是用淀粉调水熬熟呈流质状，经冷却而成的。天津焖子讲究用极细的绿豆淀粉。煎焖子要用平底铛，少加些油，慢火煎到双面微现焦黄。盛到碟子里趁热浇上麻酱汁、蒜泥、醋、酱油等作料，佐以主食大饼或烧饼食用，清香爽口，余味绵长。
　　民俗专家说，焖子有凉粉一样的“凉性”。将近早春，人体里阳气萌动，又时有春寒，焖子煎热了吃，凉热兼顾，跟节令配合非常得当，尽现中国饮食的养生之功。

二月二民俗：引龙回

　　二月初二的风俗，最流行的是“引龙回”，亦名“引钱龙”，就是取灶灰从户外水井边撒起，一路逶迤步入宅厨，旋绕水缸，成一弯弯曲曲的灰龙。明朝的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载：“都人呼二月二日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曰引龙回。”
　　小孩子做这事最有兴趣，轻轻的灶灰一点点撒开，蜿蜒不断，连缀成线，觉得很好玩。主要做法是将灰或谷糠撒在地上，蜿蜒成龙形，一般是从井旁、河边开始，至家结束。打囤又叫“打灰囤”、“围仓”、“画仓”、“填仓”、“打露囤”等，一般是在庭院中撒草木灰，拼成仓囤形的图案，预兆囤高粮满，丰年在望。在人们的心目中，打灰囤还有驱避虫害之效，所谓“二月二，围墙根儿，蝎子蚰蜒不上身”。这一仪式一旦到了孩子手中，就被赋予了游戏意味，他们一面撒一面唱，小女孩唱:“围、围墙根，蝎子出来光蜇小厮，不蜇小妮。”小男孩唱:“围、围墙根，蝎子出来不蜇小厮，光蜇小妮。”彼此嬉闹吵嚷一番，满院春意盎然。

龙不抬头我抬头，民谚里的二月二

　　关于二月二的民间谚语

　　关于二月二的谚语还真不少：像“二月二，煎年糕，细些火，慢点烧，别把老公公的胡须烧着了。再如“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还有“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其中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有诗说：“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这是北方农人在二月二日早晨，于院内用草木灰撒成粮囤图形时念叨的一句民谚。撒成粮囤图形后，将五谷杂粮放在中间，称作“打囤”或“填仓”。其意是预祝当年五谷丰登，仓囤盈满。

　　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

　　“二月二”也是农村的农事节。农谚曰：“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但也有一些地方春旱较严重，春雨贵如油。倘春雨充沛，预示着一年的大丰收。所以又有农谚道：“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

　　“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宰相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据说，三皇之首伏羲氏“重农桑，务耕田”，每年二月二这天，“皇娘送饭，御驾亲耕”。后来的黄帝、唐尧、夏禹等纷纷效法先王。到了周武王，这一习俗还被发扬光大；每逢二月初二，都举行盛大仪式，让文武百官都亲耕一亩三分地。这以后，“二月二”便定名为“农头节”，也就有了这首百姓很喜欢吟唱的民谣。

　　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

　　在北京民间有民谚说“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老百姓要在这天驱除害虫，点着蜡烛，照着房梁和墙壁驱除蝎子、蜈蚣等，这些虫儿一见亮光就掉下来被消灭了。龙抬头这一天进行驱虫活动的习俗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二月二在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前后，此时各种昆虫包括毒虫的活动开始频繁，为了避免毒虫的伤害，人们举行一些含有驱虫意味的活动。如用棍棒、扫帚或者鞋子敲打梁头、墙壁、门户、床炕等，以避蛇蝎、蚰蜒、老鼠等虫物。通常还要念吟唱歌谣，如“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不露头。”（天津）、“二月二，敲瓢碴，十窝老鼠九个瞎。”（江苏）

　　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头

　　“二月二”也是一个企盼学业有成的日子。过去私塾先生多在这一天收学生，谓之“占鳌头”。学生们也会念叨：“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头。”

　　二月二，接宝贝儿，接不来，掉眼泪儿

　　“二月二”还是一个媳妇回娘家的日子。旧俗规定，媳妇正月里得住在婆家，出了正月才允许回娘家。所以民间又有“二月二，接宝贝儿，接不来，掉眼泪儿”的民谣，表现出父母盼女归的心态。

　　二月二，龙抬头，孩子大人要剃头

　　民间一直有“二月二理发去旧”的说法。这一天，为孩子理发，叫“剃龙头”或“剃喜头”，借龙抬头之吉时，保佑孩子健康成长，长大后出人头地；大人理发，辞旧迎新，希望带来好运。

　　二月二，敲锅底，烧陈菜，吃陈米

　　“二月二，敲锅底，烧陈菜，吃陈米；二月二，敲梁头，吃香喝辣不犯愁；二月二，敲屋山，金子银子往家搬；二月二，敲砖台，蝎子不蜇光腚孩。”二月二这天早晨，乡人还要拿着烧火棍到处敲，边敲边唱上面的民谣，寄托自己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二月二，古诗词欣赏

二月二日
（唐）李商隐
二月二日江上行，
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
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
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
更作风檐夜雨声。

二月二
（唐）白居易
二月二日新雨晴，
草芽菜甲一时生。
轻衫细马春年少，
十字津头一字行。

二月二日出郊
（宋）王庭皀
日头欲出未出时，
雾失江城雨脚微。
天忽作晴山卷幔，
云犹含态石披衣。
烟村南北黄鹂语，
麦陇高低紫燕飞。
谁似田家知此乐，
呼儿吹笛跨牛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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