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入门:兵学
作者:atorm 日期:2009-05-26
兵学之《吴子兵法》
卫国人吴起是春秋战国之交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年轻的时候他曾拜在孔子弟子曾参的门下学习。他是个比较要强且心硬的人,离家求学的时候,他用刀刻臂发誓,不做到卿相就不回家。后来母亲死讯传来,他果然不回家,曾参因此把他赶走了。(曾参是孔门弟子中最讲孝道的。相传《孝经》就是孔子答曾参内容之记载。)吴起只好另投他人,改学兵法,并因此而小有名气。后来齐国来攻打鲁国,鲁国想任命他为将,但他妻子是齐国人,这让鲁国国君对他的忠诚度不够放心,于是吴起作了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他把妻子杀掉,以表明自己的决心。鲁国命他为将,终于打败了齐国。但最终又被他人谗言诋毁,在鲁国实在生存不下去了,便到了魏国。
魏文侯觉得吴起是个人才,于是就任命吴起为将攻打秦国,连下五城,于是又命他为西河太守,以防扼秦、韩。文侯死后,武侯上台,后来丞相公叔很怕吴起夺他的位子,就用计陷害吴起,最终导致文侯怀疑他心地不纯。吴起害怕得罪就离开了魏国去了楚国。
在去楚国之前,楚悼王就很欣赏吴起。吴起一到楚国即被任命为相。吴起深感楚悼王知遇之恩,决定帮助楚悼王改革以强国强兵。在他的领导下楚国终于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西伐强秦,使韩、魏、赵十分忌惮。但改革也同时触犯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楚悼王一死,他们便作乱攻杀吴起,吴起无处可去只好趴在楚悼王的尸体旁。追兵就在悼王的尸体旁射杀了吴起。当然也有不少箭射到了悼王的尸体,这是大不敬之举,太子即位后就把所要参与射杀吴起者统统杀死,夷灭宗族的竟达七十多家。可见当时反对吴起的人有多少,和悼王对吴起的信任程度。吴起的命运是让人同情的,但史家却认为这是他刻暴少恩所致,实所必然也。性格决定命运,夫复何言!虽然如此,却难免悲怆之怀!
吴起一生战功赫赫,他在魏国二十六年,“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钧解就是平局的意思,吴起未曾吃过败仗。与显赫的战功相比,他的兵法只有五千多字,似乎过于简略了。
《吴子兵法》共分为六篇,多为与魏武侯的对话和吴起本人的语录。《图国第一》主要论述治国治军、亲民用贤等国家大计。其中“战胜易,守胜难”的思想与《孙子兵法》中“兵贵胜,不贵久”一脉相承。《料敌第二》讲判断敌情。《治兵第三》讲进军、作战、训练、指挥等事情。《论将第四》显然是论述将领之素质。他觉得“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书分之一尓”,因而提出良将需得文武兼备才好,要懂“理、备、果、戒、约”五慎;要知“气”、“地”、“事”、“力”四机。《应变第五》则是言战场之各种变化及应变原则。《励士第六》则是论赏罚,他比较认同用“赏”的办法来激励将士,他说:“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显然是觉得“严刑明罚”有些被动。这一点在《孙膑兵法》中也有相同的看法。其《威王问》中记载田忌问:“赏罚者,兵之急者邪?”孙膑回答说:“非。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可见兵家所见大略相同也,也许这正是实战中经验所得。史书所载,他特能士卒同甘共苦,为受伤的士兵吮吸溃浓的伤口,以至士兵父子都愿为之卖命。
兵学之《司马法》
《司马法》又叫《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书名称《军礼司马法》是因为这部书主要是追述春秋中前期甚至更早时的“军礼”和“军法”,是西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的体现。称之为《古司马兵法》,则是因为这本书在战国齐威王时代经过增饰和补充,但因其中含有很多时代较古的内容,与当时的兵法著作不甚相同,所以加“古”表明渊源。称《司马穰苴兵法》则是因为,在齐威王时代整理这部兵书的时候,也把前人司马穰苴的研究成果附在其中了。那么司马穰苴是何许人也?竟然能够将这部并非自创的兵书命上自己的名字。
司马穰苴是一位生活在春秋晚期齐国齐景公时代的著名军事家。他本姓田,就是后来取代姜氏齐国的那个田氏家族之人,但他因是庶出,所以地位不是很高。这时齐国正受到魏国和燕国的侵略,在晏婴的举荐下,齐景公接见了他,通过一番谈话后就任命他为将军。上任之后便要求齐景公委派一名宠臣监军,于是齐景公的宠臣庄贾就成了监军。司马穰苴就与庄贾约定第二天中午在军营门口会合,结果庄贾迟到了,于是司马穰苴将其斩杀以立军威。齐军也因此迅速整肃,魏、燕闻此便各自罢兵,齐国收回了失地。齐景公便任命他作了司马,人们就称他为“司马穰苴”。后来受到齐国世族高氏、国氏和鲍氏的诋毁,便郁郁而终。他曾结合自己治军打仗的经验申明“军礼司马法”,在齐国影响很大。
但就像我们上文所说,《司马法》是建立在“军礼”基础上的,所以它与其他兵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司马法》一书的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包括有关战争的基本理论、治军原则和有关军制、军令、军礼等内容的论述等等。与《孙子兵法》等先秦其他著名兵书稍有不同的是,其书对战争观念、军事典章制度的论述较为重视和充分,而对具体的作战指导方法等问题则相对较少涉及,这可以说是其书内容上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也是‘军法’类兵书与‘兵法’类兵书差异点的具体表现。”(黄朴民《司马法导读》“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军事思想览胜)因此这部书更多地反映了春秋中前期的“军礼”和“军法”,在对战争的看法上也与后人不同,开篇即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战争只不过是仁义不行时的权变手段,因此即使在开战对阵的时候,也要遵守一系列礼节,如“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黄朴民先生认为逐奔不过百步是大概为了保持战斗队形,不是礼节问题。)而到了孙武、吴起那里,“兵者”便成了诡道,在实战中则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而“不鼓不成列”更成了愚人的笑话。(宋襄公在与楚军的泓之战中就严格遵守军礼,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结果惨败,为后世所笑。)宋代郑友贤也说,“《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尽管如此,后人认为《司马法》是后世兵法之祖,唐代李靖即说,“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司马法》在流传的过程散佚了不少,保存在《五经七书》中《司马法》盖有三千余字,分为五章。《仁本第一》,主要论述战争要“以仁为本”,强调“以战止战”。《天子之义第二》主要论述统军、治军、训练等问题,同时还涉及到战车、旗帜、赏罚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治军理念。《定爵第三》,内容比较庞杂,涉及战争准备、指挥、布局以及鼓舞士气等。《严位第四》则主要讲阵形以及士卒的在阵中的位置、姿势以及战斗中的一系列应该注意的问题。《用众第五》则是论述用兵多寡时的不同策略,还讨论了战斗是稳定或激烈士卒士气的方法。
兵学之《黄石公三略》
在中国古代,奇人总是跟奇事相伴而生的,特别是兵书的出现,往往是奇人的伴星。《黄石公三略》是一部兵学奇书,但它的来历今人一点儿都不清楚。黄石公,史上传闻有这么个人。《史记·留侯世家》中说张良曾经流亡隐匿在下邳,有一天闲逛,正在过桥时,遇到个老头。这个老头故意把自己的鞋子丢到桥下,然后回头对张良说,“嗨,小孩儿,帮我下去捡个鞋!”张良听了一愣,当时就想把这老头捶揍一顿,但是转念一想,觉得没必要计较,于是就下桥帮他把鞋捡起来。老头得寸进尺,又要张良帮他穿上,张良想既然鞋都已经捡上来了,再帮他穿上也没什么,那就好人做到底吧。老头很高兴,穿上鞋就大笑而去了。不一会,老头又折回来了,对张良说,“嗯,孺子可教啊!五天后,天未明时在这儿等我。”张良觉得很奇怪,但还是答应了。五天后张良遵守诺约来到这里,发现老头已经在这了。老头一见张良就劈头盖脸地数落,“跟老人约见,怎么能迟到?五天后再来!”五天后张良汲取上次的教训,雄鸡一打鸣就出发,到达桥上时,老头又已经在那儿了。结果又被骂了一顿,要求五天后再去。五天过去了,这次张良汲取教训半夜三更就去了,在桥上候了一会儿,老头果然也来了。老头看张良已在,很高兴,就夸奖他说:“嗯,就应该这样!”然后拿出一卷书给张良,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十年后必然有用,十三年后你到济北谷城山下,有一块黄石,就是我。”说完就走了。张良早上看看这本书,原来是《太公兵法》,于是日夜诵读揣摩,后来成了刘邦的得力助手。后来张良果然在谷城山下找到了这块黄石,人们就称那位老头为“黄石公”。这就是黄石公的故事。但黄石公所传的兵法却是《太公兵法》,与《黄石公三略》名不同。那么这部书大概是后人托名的吧!
《三略》只有三卷,字数不多,但思想却相当复杂,杂糅了很多家的思想。有时候说,“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又说“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等等。这些思想跟《老子》非常接近,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有人说《老子》是一部兵书是不是与此有关。这本书还说,“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又说“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其克必矣。”这跟《司马法》以及孔、孟的言论很近。而“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则是兵家的共见。由此可见,《三略》是杂家中的兵家,兵家中的杂家。
这部书好像是研读兵学的笔记一样,“上略”基本上都是先引《军谶》之言,然后加案语,写心得。“中略”则是引《军势》。“下略”不是这样,却像杂记。那么《三略》有什么用呢?“中略”中一段文字好似读者的评论,“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说得相当泛泛,既不能说错,但有不是很切实,颇像纵横家言。
有意思的是本书对某些世人传诵的谣谚作了倾向维护君主权威的解读。举个例子来说,汉代淮阴侯韩信临死时说,“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中略”作“敌国灭”。)身世之痛,无疑是在指责刘邦之不义。本书却说,“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非所谓族灭功臣焉,可见兵家之谲诈,亦有口舌之争也。翻开历史,我们发现竟然有些人真是这么做的,像三国时的曹爽给司马懿升官,架空司马懿的实权,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等,还真有用!
兵学之《吴孙子》与《齐孙子》
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是现存我国历史上第一本兵书,被人们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俗称《孙子》。对于《孙子》的作者和成书过程,曾经有过很多争论,有些人认为他不是孙武写的,有的认为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整理的,即《孙膑兵法》。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两种竹书,《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才破除了人们的疑虑。人们为了区别,有时候就把前者称为《吴孙子》,后者称为《齐孙子》。根据史书的记载,“孙子十三篇”似乎在他入吴之前就已经写好并流传开来,所以吴王阖闾才会说自己早就读过“十三篇“了。不过《孙子兵法》虽然是孙武始创的,但书中也有后人补充修改和完善的部分。
《孙子兵法》共有十三篇,即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所以人们也简称为“孙子十三篇”。从这些篇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部兵书既讲战略也讲战术的,但实际上在涉及具体的内容这二者并不一定能分的很清楚。在战略上,孙子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因此而要求以“知己知彼”,结合作战意图制定作战计划。在具体的战争中则要认识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要根据形势、虚实、地形和敌情等具体情况灵活安排,要在“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要掌握主动权,避免被动地跟敌人周旋。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在双方的交锋中容不得半点含混。书中表现了人们对军事斗争中的细微兵机的揣摩和掌握,这种高超的智慧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运用在商战之中。
最后交代一下,孙武本是齐国人,具体事迹不可考,惟一流传下来的是他后来到了吴国,与伍子胥一起帮助吴王阖闾打败了楚国,这是他的兵学智慧实现的地方。战国时期的孙膑是他的后代。
孙膑跟魏国的大将庞涓是同学,曾经一起学习兵学,但反而被庞涓骗到魏国,最终被陷害受了“膑刑”,砍去了双脚。(一说膑刑是剔除膝盖骨。)所以才被人们称为“孙膑”,而他本来的名字却被人们忘记了。后来他被出使魏国的齐人救走,并与田忌成了好朋友,经过田忌的推荐,他被齐威王任命为将军,经常和田忌合作,一起出征。后来在著名的“围魏救韩”之“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中用计射杀了庞涓。之前他已经用了同样的方式“围魏救赵”,打败过庞涓领导的魏国军队,(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这是故伎重演却依然能够成功,不能不让人惊叹和佩服他的智慧。
《孙膑兵法》久已失传,直到1972年被考古发掘出来,人们方知史上确实有这么一部兵法,与他祖上孙武的《孙子兵法》实不相干。但据出土《孙膑兵法》来看,这部书是他的后学弟子集撰而成。在文辞润饰和精炼程度上,尚不及《孙子兵法》。李零先生也认为,“(《孙膑兵法》)在内容的条理性方面和思想的深刻性方面明显不如《孙子兵法》,与《孙子兵法》佚篇和佚文内容相近,比较偏重于战术问题的研究,似与《吕氏春秋·不二》所说‘孙膑贵势’相结合,有较多形势家色彩。”确实如此,就书中内容而言,凡诸行军布阵,城池兵将都有非常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如《十问篇》用对话的方式论析诸如敌富我贫、敌众我寡,敌车多、敌粮多、敌将勇、敌保山带阻等等问题。又有《十阵篇》分别论述了方阵、员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之优劣宜违。还有《将义》、《将德》、《将败》、《将失》,以及《雄牝城》(论不可攻打之“雄城”和可攻打之“虚城”)等等,似乎应有尽有,好像是行军手册或者指南之类的书刊。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轻视他的价值。因为首先它是齐国系统兵法的延续,其次它表明了人们研究战争的深入,理论上稍逊于《孙子兵法》并不意味着其重要性的减退,反而是实用性上的前进。
另外,我们再附带解释一下研究者们常说的“兵学西渐”问题。所谓的“兵学西渐”是指先秦时期位于东部的齐国之兵学文化似乎成熟的最早,在春秋时期即有《太公兵法》、《司马法》、《孙子兵法》,入战国则有《孙膑兵法》,以及齐威王命诸大夫申明《司马法》。在它的西边是魏国的兵学,虽有《吴子兵法》、《尉缭子》,但其发展程度不及齐国,其这两部兵法中的内容与《孙子兵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吴起,年轻时学兵法于鲁国,明显与齐兵学关系甚大。再向西则是秦国,秦国最著名的兵学家就是商鞅,而商鞅是魏国人,他的那一套全是魏国的东西。因此,从宏观的地域角度来看,兵学发展似乎有一个由东向西的传播脉络。
卫国人吴起是春秋战国之交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年轻的时候他曾拜在孔子弟子曾参的门下学习。他是个比较要强且心硬的人,离家求学的时候,他用刀刻臂发誓,不做到卿相就不回家。后来母亲死讯传来,他果然不回家,曾参因此把他赶走了。(曾参是孔门弟子中最讲孝道的。相传《孝经》就是孔子答曾参内容之记载。)吴起只好另投他人,改学兵法,并因此而小有名气。后来齐国来攻打鲁国,鲁国想任命他为将,但他妻子是齐国人,这让鲁国国君对他的忠诚度不够放心,于是吴起作了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他把妻子杀掉,以表明自己的决心。鲁国命他为将,终于打败了齐国。但最终又被他人谗言诋毁,在鲁国实在生存不下去了,便到了魏国。
魏文侯觉得吴起是个人才,于是就任命吴起为将攻打秦国,连下五城,于是又命他为西河太守,以防扼秦、韩。文侯死后,武侯上台,后来丞相公叔很怕吴起夺他的位子,就用计陷害吴起,最终导致文侯怀疑他心地不纯。吴起害怕得罪就离开了魏国去了楚国。
在去楚国之前,楚悼王就很欣赏吴起。吴起一到楚国即被任命为相。吴起深感楚悼王知遇之恩,决定帮助楚悼王改革以强国强兵。在他的领导下楚国终于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西伐强秦,使韩、魏、赵十分忌惮。但改革也同时触犯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楚悼王一死,他们便作乱攻杀吴起,吴起无处可去只好趴在楚悼王的尸体旁。追兵就在悼王的尸体旁射杀了吴起。当然也有不少箭射到了悼王的尸体,这是大不敬之举,太子即位后就把所要参与射杀吴起者统统杀死,夷灭宗族的竟达七十多家。可见当时反对吴起的人有多少,和悼王对吴起的信任程度。吴起的命运是让人同情的,但史家却认为这是他刻暴少恩所致,实所必然也。性格决定命运,夫复何言!虽然如此,却难免悲怆之怀!
吴起一生战功赫赫,他在魏国二十六年,“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钧解就是平局的意思,吴起未曾吃过败仗。与显赫的战功相比,他的兵法只有五千多字,似乎过于简略了。
《吴子兵法》共分为六篇,多为与魏武侯的对话和吴起本人的语录。《图国第一》主要论述治国治军、亲民用贤等国家大计。其中“战胜易,守胜难”的思想与《孙子兵法》中“兵贵胜,不贵久”一脉相承。《料敌第二》讲判断敌情。《治兵第三》讲进军、作战、训练、指挥等事情。《论将第四》显然是论述将领之素质。他觉得“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书分之一尓”,因而提出良将需得文武兼备才好,要懂“理、备、果、戒、约”五慎;要知“气”、“地”、“事”、“力”四机。《应变第五》则是言战场之各种变化及应变原则。《励士第六》则是论赏罚,他比较认同用“赏”的办法来激励将士,他说:“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显然是觉得“严刑明罚”有些被动。这一点在《孙膑兵法》中也有相同的看法。其《威王问》中记载田忌问:“赏罚者,兵之急者邪?”孙膑回答说:“非。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可见兵家所见大略相同也,也许这正是实战中经验所得。史书所载,他特能士卒同甘共苦,为受伤的士兵吮吸溃浓的伤口,以至士兵父子都愿为之卖命。
兵学之《司马法》
《司马法》又叫《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书名称《军礼司马法》是因为这部书主要是追述春秋中前期甚至更早时的“军礼”和“军法”,是西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的体现。称之为《古司马兵法》,则是因为这本书在战国齐威王时代经过增饰和补充,但因其中含有很多时代较古的内容,与当时的兵法著作不甚相同,所以加“古”表明渊源。称《司马穰苴兵法》则是因为,在齐威王时代整理这部兵书的时候,也把前人司马穰苴的研究成果附在其中了。那么司马穰苴是何许人也?竟然能够将这部并非自创的兵书命上自己的名字。
司马穰苴是一位生活在春秋晚期齐国齐景公时代的著名军事家。他本姓田,就是后来取代姜氏齐国的那个田氏家族之人,但他因是庶出,所以地位不是很高。这时齐国正受到魏国和燕国的侵略,在晏婴的举荐下,齐景公接见了他,通过一番谈话后就任命他为将军。上任之后便要求齐景公委派一名宠臣监军,于是齐景公的宠臣庄贾就成了监军。司马穰苴就与庄贾约定第二天中午在军营门口会合,结果庄贾迟到了,于是司马穰苴将其斩杀以立军威。齐军也因此迅速整肃,魏、燕闻此便各自罢兵,齐国收回了失地。齐景公便任命他作了司马,人们就称他为“司马穰苴”。后来受到齐国世族高氏、国氏和鲍氏的诋毁,便郁郁而终。他曾结合自己治军打仗的经验申明“军礼司马法”,在齐国影响很大。
但就像我们上文所说,《司马法》是建立在“军礼”基础上的,所以它与其他兵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司马法》一书的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包括有关战争的基本理论、治军原则和有关军制、军令、军礼等内容的论述等等。与《孙子兵法》等先秦其他著名兵书稍有不同的是,其书对战争观念、军事典章制度的论述较为重视和充分,而对具体的作战指导方法等问题则相对较少涉及,这可以说是其书内容上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也是‘军法’类兵书与‘兵法’类兵书差异点的具体表现。”(黄朴民《司马法导读》“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军事思想览胜)因此这部书更多地反映了春秋中前期的“军礼”和“军法”,在对战争的看法上也与后人不同,开篇即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战争只不过是仁义不行时的权变手段,因此即使在开战对阵的时候,也要遵守一系列礼节,如“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黄朴民先生认为逐奔不过百步是大概为了保持战斗队形,不是礼节问题。)而到了孙武、吴起那里,“兵者”便成了诡道,在实战中则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而“不鼓不成列”更成了愚人的笑话。(宋襄公在与楚军的泓之战中就严格遵守军礼,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结果惨败,为后世所笑。)宋代郑友贤也说,“《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尽管如此,后人认为《司马法》是后世兵法之祖,唐代李靖即说,“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司马法》在流传的过程散佚了不少,保存在《五经七书》中《司马法》盖有三千余字,分为五章。《仁本第一》,主要论述战争要“以仁为本”,强调“以战止战”。《天子之义第二》主要论述统军、治军、训练等问题,同时还涉及到战车、旗帜、赏罚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治军理念。《定爵第三》,内容比较庞杂,涉及战争准备、指挥、布局以及鼓舞士气等。《严位第四》则主要讲阵形以及士卒的在阵中的位置、姿势以及战斗中的一系列应该注意的问题。《用众第五》则是论述用兵多寡时的不同策略,还讨论了战斗是稳定或激烈士卒士气的方法。
兵学之《黄石公三略》
在中国古代,奇人总是跟奇事相伴而生的,特别是兵书的出现,往往是奇人的伴星。《黄石公三略》是一部兵学奇书,但它的来历今人一点儿都不清楚。黄石公,史上传闻有这么个人。《史记·留侯世家》中说张良曾经流亡隐匿在下邳,有一天闲逛,正在过桥时,遇到个老头。这个老头故意把自己的鞋子丢到桥下,然后回头对张良说,“嗨,小孩儿,帮我下去捡个鞋!”张良听了一愣,当时就想把这老头捶揍一顿,但是转念一想,觉得没必要计较,于是就下桥帮他把鞋捡起来。老头得寸进尺,又要张良帮他穿上,张良想既然鞋都已经捡上来了,再帮他穿上也没什么,那就好人做到底吧。老头很高兴,穿上鞋就大笑而去了。不一会,老头又折回来了,对张良说,“嗯,孺子可教啊!五天后,天未明时在这儿等我。”张良觉得很奇怪,但还是答应了。五天后张良遵守诺约来到这里,发现老头已经在这了。老头一见张良就劈头盖脸地数落,“跟老人约见,怎么能迟到?五天后再来!”五天后张良汲取上次的教训,雄鸡一打鸣就出发,到达桥上时,老头又已经在那儿了。结果又被骂了一顿,要求五天后再去。五天过去了,这次张良汲取教训半夜三更就去了,在桥上候了一会儿,老头果然也来了。老头看张良已在,很高兴,就夸奖他说:“嗯,就应该这样!”然后拿出一卷书给张良,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十年后必然有用,十三年后你到济北谷城山下,有一块黄石,就是我。”说完就走了。张良早上看看这本书,原来是《太公兵法》,于是日夜诵读揣摩,后来成了刘邦的得力助手。后来张良果然在谷城山下找到了这块黄石,人们就称那位老头为“黄石公”。这就是黄石公的故事。但黄石公所传的兵法却是《太公兵法》,与《黄石公三略》名不同。那么这部书大概是后人托名的吧!
《三略》只有三卷,字数不多,但思想却相当复杂,杂糅了很多家的思想。有时候说,“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又说“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等等。这些思想跟《老子》非常接近,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有人说《老子》是一部兵书是不是与此有关。这本书还说,“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又说“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其克必矣。”这跟《司马法》以及孔、孟的言论很近。而“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则是兵家的共见。由此可见,《三略》是杂家中的兵家,兵家中的杂家。
这部书好像是研读兵学的笔记一样,“上略”基本上都是先引《军谶》之言,然后加案语,写心得。“中略”则是引《军势》。“下略”不是这样,却像杂记。那么《三略》有什么用呢?“中略”中一段文字好似读者的评论,“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说得相当泛泛,既不能说错,但有不是很切实,颇像纵横家言。
有意思的是本书对某些世人传诵的谣谚作了倾向维护君主权威的解读。举个例子来说,汉代淮阴侯韩信临死时说,“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中略”作“敌国灭”。)身世之痛,无疑是在指责刘邦之不义。本书却说,“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非所谓族灭功臣焉,可见兵家之谲诈,亦有口舌之争也。翻开历史,我们发现竟然有些人真是这么做的,像三国时的曹爽给司马懿升官,架空司马懿的实权,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等,还真有用!
兵学之《吴孙子》与《齐孙子》
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是现存我国历史上第一本兵书,被人们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俗称《孙子》。对于《孙子》的作者和成书过程,曾经有过很多争论,有些人认为他不是孙武写的,有的认为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整理的,即《孙膑兵法》。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两种竹书,《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才破除了人们的疑虑。人们为了区别,有时候就把前者称为《吴孙子》,后者称为《齐孙子》。根据史书的记载,“孙子十三篇”似乎在他入吴之前就已经写好并流传开来,所以吴王阖闾才会说自己早就读过“十三篇“了。不过《孙子兵法》虽然是孙武始创的,但书中也有后人补充修改和完善的部分。
《孙子兵法》共有十三篇,即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所以人们也简称为“孙子十三篇”。从这些篇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部兵书既讲战略也讲战术的,但实际上在涉及具体的内容这二者并不一定能分的很清楚。在战略上,孙子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因此而要求以“知己知彼”,结合作战意图制定作战计划。在具体的战争中则要认识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要根据形势、虚实、地形和敌情等具体情况灵活安排,要在“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要掌握主动权,避免被动地跟敌人周旋。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在双方的交锋中容不得半点含混。书中表现了人们对军事斗争中的细微兵机的揣摩和掌握,这种高超的智慧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运用在商战之中。
最后交代一下,孙武本是齐国人,具体事迹不可考,惟一流传下来的是他后来到了吴国,与伍子胥一起帮助吴王阖闾打败了楚国,这是他的兵学智慧实现的地方。战国时期的孙膑是他的后代。
孙膑跟魏国的大将庞涓是同学,曾经一起学习兵学,但反而被庞涓骗到魏国,最终被陷害受了“膑刑”,砍去了双脚。(一说膑刑是剔除膝盖骨。)所以才被人们称为“孙膑”,而他本来的名字却被人们忘记了。后来他被出使魏国的齐人救走,并与田忌成了好朋友,经过田忌的推荐,他被齐威王任命为将军,经常和田忌合作,一起出征。后来在著名的“围魏救韩”之“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中用计射杀了庞涓。之前他已经用了同样的方式“围魏救赵”,打败过庞涓领导的魏国军队,(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这是故伎重演却依然能够成功,不能不让人惊叹和佩服他的智慧。
《孙膑兵法》久已失传,直到1972年被考古发掘出来,人们方知史上确实有这么一部兵法,与他祖上孙武的《孙子兵法》实不相干。但据出土《孙膑兵法》来看,这部书是他的后学弟子集撰而成。在文辞润饰和精炼程度上,尚不及《孙子兵法》。李零先生也认为,“(《孙膑兵法》)在内容的条理性方面和思想的深刻性方面明显不如《孙子兵法》,与《孙子兵法》佚篇和佚文内容相近,比较偏重于战术问题的研究,似与《吕氏春秋·不二》所说‘孙膑贵势’相结合,有较多形势家色彩。”确实如此,就书中内容而言,凡诸行军布阵,城池兵将都有非常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如《十问篇》用对话的方式论析诸如敌富我贫、敌众我寡,敌车多、敌粮多、敌将勇、敌保山带阻等等问题。又有《十阵篇》分别论述了方阵、员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之优劣宜违。还有《将义》、《将德》、《将败》、《将失》,以及《雄牝城》(论不可攻打之“雄城”和可攻打之“虚城”)等等,似乎应有尽有,好像是行军手册或者指南之类的书刊。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轻视他的价值。因为首先它是齐国系统兵法的延续,其次它表明了人们研究战争的深入,理论上稍逊于《孙子兵法》并不意味着其重要性的减退,反而是实用性上的前进。
另外,我们再附带解释一下研究者们常说的“兵学西渐”问题。所谓的“兵学西渐”是指先秦时期位于东部的齐国之兵学文化似乎成熟的最早,在春秋时期即有《太公兵法》、《司马法》、《孙子兵法》,入战国则有《孙膑兵法》,以及齐威王命诸大夫申明《司马法》。在它的西边是魏国的兵学,虽有《吴子兵法》、《尉缭子》,但其发展程度不及齐国,其这两部兵法中的内容与《孙子兵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吴起,年轻时学兵法于鲁国,明显与齐兵学关系甚大。再向西则是秦国,秦国最著名的兵学家就是商鞅,而商鞅是魏国人,他的那一套全是魏国的东西。因此,从宏观的地域角度来看,兵学发展似乎有一个由东向西的传播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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